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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作者：诺曼·马内阿
内容简介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充满人情的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作者补记
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但是我又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我因此而矛盾着。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在我流亡之初，我希望讨论作家、权力和那些并不那么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掉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那些表面上完全对立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互补的。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不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在我一生为了逃避各种陷阱所做的努力的过程中，我已经对各种政治闹剧及其用来操纵的借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革命的面具已经从东欧数百万人疲倦扭曲的脸上掉落，他们正处于痛苦而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即使这样，我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在另一个阵营里，某个国家幸灾乐祸地把另一个国家的毁灭看作是一种报应，却一直不肯清醒地反观自己。作为两种阵营的局外人，我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双重讽刺。
在我流亡的第一年里，在从彼岸转向此岸的复杂过渡中，很多问题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绝不像在空地上翻筋斗那么简单，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为什么流亡作家在重新握笔之前通常要经历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流亡状态写作总无法酣畅淋漓？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讨论几个在我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
眼前的这几篇随笔都密切关注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极权社会里，它们的政治传统都无所称道，是残忍和闹剧、机会主义和煽动主义的独特混合体。我们应该明白，那些愿意受极权主义乌托邦愚弄的人所犯下的罪（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是默塞·伊利亚德[1]所认为的那种“幸运的罪”[2]，那些因每日参与权力阴谋受赏得到的搞笑面具引来的不仅仅是笑声。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只是，伤痛一直还在，不管他们的未来在何处重新开始，那些处于恢复期的人们最多只能怀着淡淡的乐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太多成功和解放的喜悦。
1945年，我还是一个刚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有人给了我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
就像我在写作其他书，尤其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时一样，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经常会思考通过变形而得以成形的过程，思考个人理想和被西蒙娜·韦伊比喻成“大野兽”的社会强加于人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闭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我可以想象那些像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被骗人的承诺牵着鼻子的人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擅长幻想的专家。
但是，在极权统治下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控制力无处不在，它的邪恶之力导致了致命的社会疾病。这样的社会并不像其领袖或他们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坚实；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只有马戏团主人和驯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
如果幸存者要保持良知，他不能任由自己耽于幻想或夸大自己的痛苦。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他应该最清楚，艺术这种游戏从来只能直面“大野兽”而无法驯服它。法国作家福楼拜把自己比作“江湖骗子”一点不是造作之语：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
于巴德学院
1991年6月
[1]哲学家，发表了大量有关宗教历史的文章，曾担任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宗教百科全书》一书的总编辑。——中译者注
[2]原文为felix culpa，在神学中指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他们虽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却为上帝提供了拯救人类的机会，故称之为“幸运的罪”。——中译者注
罗马尼亚
从三句话谈开去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一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尤奈斯库[1]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最残酷、最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最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2]
西方最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最后导致免除罪责。
即使这两种制度时常被“互借”，但它们是不同的。那些想理解“真正社会主义”本质的人（还有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其后果感兴趣的人）应该首先研究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重要差别。共产主义拥护一种高尚的被广为接受的人道主义理想，并采用更为微妙更具欺骗性的策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它可以长久地存在并无限地扩张。纳粹主义在它的所有行为，包括恶行中，始终遵从自己的纲领，那些追随者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意地“合法地”拥护这些纲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乌托邦幻想和现实之间自相矛盾，并将它的制度推及给民众。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具体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但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也赋予了共产主义一种恢复、再生的相关能力，当然也赋予了它神秘化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下，人们的重要日程——日常存在的活动才可以进行。
两种制度的比较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并非微不足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没有暖气的居所，为等待食物排得像长龙一样的队伍，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帮手，对少数民族的牵制性打击，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受到的官僚强加的可怕压力——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伯格曼关于希特勒掌权前那些岁月的电影，想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爆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致最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最后消失：除了工作时间、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开会、购物，人们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排队、政治会议和集会上。等到你总算回到了鸟笼一般的家时，你发现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发，两眼茫然地盯着空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无尽的绝望。
茫然的凝视、空虚的心灵，人们在迷惑不解：他们所经历的厄运只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是历史自身的错误，因此不能怪罪于某个人的精神错乱；抑或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暗藏着的某种邪恶力量现在爆发了，导致了这种可怕的集体命运？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断丧失自我。无尽的空虚。邪恶的能量在两极分化。他、她：“他人”。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权力、愚昧和堕落滋长泛滥着。可怕的集体病症。恐惧，无情，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借用伊奥内斯科的提法）。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人们能怎样自我保护？他们还能承受多少？他们准备接受怎样的转变——自愿或是被迫？恐惧、疲惫、厌恶——工作、排队、一遍遍地阅读愚蠢的报纸、每天看两个小时令人作呕的电视新闻。人们要到警察局登记自己的打字机，到设备不足、人满为患的诊所看病，感觉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每小时的生存只是拖延了缓慢的垂死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渐渐不再拜访朋友，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毫无规律而且拥挤不堪，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简直不可能。你一无所有，没有食物，没有饮料，甚至没有香烟，朋友来访你没有一点可以招待他们的东西。你厌倦了重复相同的悲伤，你不想看到别人的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新的皱纹，你会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夹杂着愤世嫉俗。这些只是一个多面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都不可能。那些用作传记素材的个人经历杂乱无章地构成了一幅社会全景。
1986年上半年我和审查者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们禁止印刷我的小说《黑信封》。这些人不断地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年5月，我参加了在特兰西瓦尼亚镇举行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名为“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由于和主办这次报告会的文学杂志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1981年那次极具争议的作家会议召开之后，所有作家会议的官方程序是这样的：所有和公众的接触被取消（即使是有关会议的简要新闻报道都是隐晦而且虚假的），所有发言被录音，所有的要求都被否决，所有的提议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每一个与会者的档案都要接受审查。
除了十五或二十个被邀请的作家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一些当地的文化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的外貌和举止一下子就暴露了和他们相关的组织。在会议桌上，自然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下定决心不发言。但是，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听着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危险论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提到了博尔赫斯[3]和埃内斯托·萨巴托[4]。我小心地不直接提及阿根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相似点，其实那些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我所说的相似点不光是指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而且也指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险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在我写作《黑信封》时，我不仅一直在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那个隐秘而奇怪的盲人组织进行心灵的对话，也一直在和阿根廷独裁制度进行对话。）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告诉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做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做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做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5]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个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最佳图书。[6]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做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第一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日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最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秋日，我想去杂货店看看有什么吃的可买。我一点不关心这个所谓的“文化”盛事。这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出国前尽情地感受这里的生活。
可是，一个邻居拦住了我。他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他正要去参加那个文学活动，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尴尬，他态度谦恭但分明有些责备地说我漠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关心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土气。他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幸地让了步。
我来到当地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汇集了党员积极分子和当地的记者，我更加局促不安。我胡子拉碴，面容疲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我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站在一群盛装出席节日庆典的男女之中。但是局长对我的不期而至显然感到很高兴，因为专题小组讨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传统和创新”）又增加了一个“著名小说家”。我表示反对，说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报上，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我衣冠不整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是，局长根本不听这些。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
那个优秀的诗人仿佛是被这个幼稚的问题唤醒了，他大大展示了一番自我挖苦的才能之后，把这个未作回答的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当仁不让地，那位教授先生告诉大家他担任了很多年诺贝尔奖的顾问（这一点他过去从未当众透露过），接着他提到了他频繁的西方之行，以及他和很多世界级文学大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商业化，指责他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特别是罗马尼亚文化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番东拉西扯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几年前，索尔·贝娄来访问。见面时我问他：‘请告诉我，先生，你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支持你？是谁给了你诺贝尔奖？’”听到这里，那些被包裹在厚重大衣之下，皮帽紧紧扣住耳朵的小听众和面无表情的老师们突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生命迹象。
发言者有意延长了他的停顿，然后又重新开讲：“这是事实。有人在操纵，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为什么不敢面对被撕开的伤口？奈莉·萨克斯[7]是一个绝对平庸的诗人。这些犹太人……所有这些犹太人都用一种无人能懂的古老文字写作。”他转向诗人寻求帮助，“那个几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什么名字？”
诗人非常积极地响应：“巴谢维斯·辛格[8]。”
得到启发之后，教授又自信起来。“没错，辛格，就是他。我看过几本这个辛格的作品的译本。我仔细地读过，我告诉你们：毫无价值。他根本不能算是个作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心情为奈莉·萨克斯这样雄辩的历史证人或辛格这样有趣的作家辩护，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修正一下教授过于绝对的观点。我指出，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长度和时间来衡量的，而艺术品却很难以完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说，文学奖项很少是完美的裁决，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是如此，诺贝尔奖也是如此。奖项的裁决只需要合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得奖作品要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对获奖的渴望是灰心丧气的迹象，灰心丧气丝毫不能刺激艺术创造，进行艺术创造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发挥创新精神，而不是靠荣誉和宣传。
我提醒教授我们几年前见过面，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被翻译成外文的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还有用世界主要交流语言介绍南斯拉夫作家生平及其著作的长篇文字。我说，这是罗马尼亚做不到的。教授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是否还记得在贝尔格莱德的那些日子，因为那时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和他在做有关言论自由和终结罗马尼亚审查制度的演讲时戴着的那副和善面具完全不同[9]。
在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之后，教授向听众通报了他领导下的出版社所进行的工作。他唠唠叨叨地抱怨着罗马尼亚编辑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国家的总统、党的总书记对文化表现出父亲般的关怀和支持。他说，他曾有幸见过总统几次，并且当面赞美过他对文化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然后，他再一次语出惊人。
“但是，”他说，“新的困难不断出现，我们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要伪装呢？几年前，两个以色列的教授来拜访我。我认识他们，他们原来也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问我：‘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艾米内斯库[10]的全集？出版了吗？’我说：‘没有，这都是因为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我告诉你们，是你们的大拉比阻碍了出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结束辩论离开礼堂之后，我向诗人表达了对教授那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愤慨。在一屋子孩子面前那样说话，和当地文化官员秘密勾结散布无耻的谎言！这是反西方反犹太人的宣传！他应该很清楚西方的文化机构并不都受政治利益控制，西方文化并非都是颠倒黑白，也并不都是商业化的。他也应该知道艾米内斯库的全集出版受阻并不是因为其中反犹太的章节，而是因为其中反苏的文字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多么阴险！这样利用孩子们的信任！他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他们的家以及今天的礼堂如此寒冷！
那位年轻的诗人，其实已经不那么年轻了，看到我如此幼稚的愤慨情绪，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做了一个让我冷静的手势，提醒我那位教授已经在某个更高级别的机构中获得了提升。我知道他所指的“机构”是什么，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刚刚发生的这些就可以忽略不提了呢？
“只是小事情，微不足道，”他说，“不值得一提，真的不值得一提。”
当我告诉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我的这次遭遇时，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却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苏西瓦事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是谁僭越委员会的权威，给了我在会上发言的非法权利。
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一点。苏西瓦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已经到了国外。当我得知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取消了作家工会最近颁发给我的作品《在边缘》的奖项，我仍然非常震惊。我经历的那些事又重新涌现在脑海里：和审查者的艰难斗争、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新闻宣传活动、飞机场的遭遇、苏西瓦的文化局，还有尤金·尤奈斯库回忆录里的那句话：“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
这句话描写的情况仍然存在，只不过前几个字应该改一改。不是军团组织的罗马尼亚，而是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恶魔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安全局。
二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欧的问题。人们讨论这样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要寻找一种彼此相容、互相合作的解决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欧洲这一地区的长远前景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即使是在主题词尚未明确定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了。
在提摩西·加顿·阿什[11]的精彩之作《中欧存在吗？》（《纽约书评》，1986年10月9日）中，阿什分析了哈维尔[12]、米奇尼克[13]和康纳德[14]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他发现他们的定义标准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位置。（托马斯·马萨瑞克[15]对中欧的定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但他把德国和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认为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
如果中欧的“成员资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把那种“特别的怀疑主义”作为定义中欧的出发点——哈维尔在《对沉默的解剖》中所提到的“有一点神秘主义，有一点怀旧，常常是悲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对于康纳德来说，中欧精神属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怀疑主义的、宽容的”西方。哈维尔和康纳德的共同观点是要建立米奇尼克所呼吁的“文明社会”。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罗马尼亚属于中欧。不幸的是，罗马尼亚所奉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亵渎了欧洲标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国家不禁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右翼独裁，还让人联想到影响至今的那个很久以前被称为巴尔干“落后时代”的暴虐和野蛮。
我痛苦地回想起音乐家乔治·艾奈斯库的话：“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我们将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充满灾难的民族历史，东西方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被比自己强大的利益团体所支配：这些也许都教会了罗马尼亚人谨小慎微。又能怎样呢？你必须生存下去。是成为一个宿命论者，还是训练出高度警觉的耳朵？或是赌博游戏？你的火暴脾气因为幽默变得有趣，由于善意变得温和。罗马尼亚人的善意是有名的，这种善意源于一种古老的来自天性的智慧，而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崇尚宗教的或是宣扬无神的。罗马尼亚人常常会后悔地甚至是负疚地说：“我们没有出过圣人。”或者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是诗人。”
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
1986年曾有过一个报道，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自发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哑剧做了一个抗议演讲（为了避免被控违反法律）。在场的观众似乎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罗马尼亚，这种为了应付国家机器残酷镇压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盛行一时，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中。只有内行才能懂得的符号系统——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交流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被24小时的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
审查制度残暴的不断干涉使得我的书也变成了影射的密码，除了那些明显描写日常平庸生活的文字外（虽然也还是用的密码），其他的恐怕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同胞的脸上开始出现的神秘标记，即眉毛旁边的那道疤痕，指的是各级统治集团使用过多的眨眼动作，这是他们相互约定的暗号。当然，在书里，这疤痕可以指各种隐蔽的习惯性的暗号——遍及全国的特征。
我参观过布加勒斯特的聋哑人协会。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悲惨境遇让我震惊：这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当权者的不负责任也让我震惊，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和道德，竟然连这些受苦受难的少数人也不放过。布加勒斯特聋哑人的报纸在语言和版面安排上和《火星报》[16]或任何地方党报如出一辙。也许这份聋哑人的报纸叫《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偶然。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当权者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越来越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和政治家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不仅是那些当权者，有时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在以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罗马尼亚经常被指责过于被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我们不能说罗马尼亚有革命的传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她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1907年的农民起义，二三十年代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人民难以忍受压迫而爆发的小暴动。大的叛乱也是有的。1977年的矿工罢工，1987年布拉索夫的抗议游行（原本是官方组织的大选游行，突然失去控制变成了针对官方的集体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一些小型的冲突如果没有国外的支持或回应，也往往不了了之，它们很少有成功的机会。
集体暴动的自发性也同样出现在个人情绪的爆发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相对较少的罗马尼亚持异议者中，很多都是党员——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决心要与现行制度决裂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但是，他们会很快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但是对社会的不满往往局限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多年以来整个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很多年以来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部门所控制。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烈的抗议也要临时改变措辞？
伟大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卡拉迦利曾经描述过这种缺点：“我们都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得很风趣，但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反对罗马尼亚政权的大多数努力为什么会消失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中，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即使在恢复到一种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后，未来的罗马尼亚也可能会因为这段黑暗的恐怖时期而遭受痛苦。
在所有自称属于中欧的国家里，罗马尼亚可能最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才能。正是因为缺乏革命传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罗马尼亚才会处于这种灾难性的“非欧洲”状态，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却是真的。
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不足一千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四十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一千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四百万。按人均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
党员证只代表一种依附的证书，是众多个人档案中又一份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状态正常的东西，仅此而已。让一个党派如此迅速地扩充就相当于废除它。如果由党执掌的政权没有转入国家安全局手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壮大理解成是一种英明策略的果实。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是否保全了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种情况可能会表现出怪异的悲喜交加的状态。例如，我们很难忘记1981年默塞·伊利亚德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在罗马尼亚出版引起的骚动。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主义的国家，在一个审查者们严格禁止出版任何与宗教相关文字的时期，这本书的标题让整个事件更加蹊跷。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让这个充满矛盾的事件变得近乎丑闻，那就是，伊利亚德在战前属于极端右翼，而战后他转向了“美帝国主义”。
这本书的发行量极小，这又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兴趣的读者要抢着在书店里寻找“关系”，自然有很多人买不到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发行量并不是那么小，后来甚至还有再版，但是绝大多数的书都通过统治集团的“特殊渠道”销售一空。获得一本《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成为那些自称是无神主义者、革命者和那些与所有叛徒及帝国主义者势不两立者的特权。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也许罗马尼亚人中就会少很多共产党员。近些年来，尽管申请入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尽管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和证明自己在作家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就像在所有其他组织里一样），作家中的党员比例降低到全国的平均线以下。这个比例在货真价实的作家中更低，所谓货真价实的作家，我指的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保持着自己身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用密码文字写成的，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府和警察。所以，人们都充满敬意和信任地注视着这些正直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是在他们沉默的时候。
1981年的最后一届作家工会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17]。作家们直言批评罗马尼亚瘫痪的文化生活，如果那些演讲被公之于众，人们至少会对作家们的勇气和坦诚感到惊愕。
“流落的欧洲人”——一个当代罗马尼亚小说家这样定义他的同胞（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是被流放的欧洲人”）。但是罗马尼亚人一直有惊人的能力再生，找到在灾难之间不定的间隙里迅速复原的力量。在这种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各种形式的生命、创造和反抗通过文化尽可能地保存了下来。
三
在不来梅接受文学奖的时候，保罗·策兰[18]强调他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策兰指的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布科维纳，但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尼亚。
保罗·策兰所生活的布科维纳是一个国际化地区，那里居住着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四处洋溢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9]来自贫穷的奥尔泰尼亚，是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精彩文字”的地方。乔治·艾奈斯库来自拥有田园景色的美丽的摩尔达维亚，那里被人们称为“罗马尼亚文化的摇篮”。反传统哲学家艾米尔·希奥兰出生在拉西纳里，那是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一个典型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离德国人建立的锡比乌小镇不远，在锡比乌，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中欧氛围。尤金·尤奈斯库是布加勒斯特人，在这个讽刺和优雅共存的大都市里，悲惨被乔装成怪事，讥讽被解释为热情的玩笑。帕奈·伊斯特拉提[20]来自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在这条河上，闪烁着充满自由和空间的海市蜃楼。罗马尼亚——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混合体：来自炎热的杜布鲁亚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自巴纳的能干的自耕农，斯瓦比亚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在这里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几百年的对话。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的心头涌动着浓浓的乡愁。我想到了那个美丽的小渔村[21]，朋友们一起在那儿度假，与大海的亲密接触几乎让人忘却一年的伤悲；我想到了挪威的黑森林，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是它激起了我美妙的幻想；我想到了那个年轻的村妇，她冒着战火并顶着乌克兰大草原刺骨的寒风来拯救我们；我还想到了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仍然是他们生活的支柱，是给他们指明方向的北极星；我也想到了那逝去的岁月，教给我很多东西的我的初恋和市图书馆，我母亲的新坟。我思念一切——人、书、痛苦、希望、叛逆——这一切为我们称为生活的那部分空间注入了活力。
过去十多年里，任何一个来到罗马尼亚的人都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日常生活中曾经拥有的好客和魅力，我指的并不只是两次战争之间追求民主的那个短暂和平时期，也不是战后那些转瞬即逝的缓和期。
在1965年到1975年这相对“自由”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并不繁荣，也不能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毫无约束。但是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用轻快的拉丁语哼唱，动听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处走动，更自由地谈论别人和书。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人们和书籍一起死而复生了——和谐的交谈、快乐的聚会、忧郁的漫步、令人兴奋的探险，一切又都回到了生活中。这种变化，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回应领导阶层政策的变化而重新出现的政治热情，而是把政府的政治日程抛在一边，短暂地回到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一直喜欢的是歌声，而不是祈祷和庄严的宣誓。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微乎其微，但它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却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西方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比较独立的立场，可以用个人方式表达观点。
在近些年审查制度盛行之前，“开放”曾经是罗马尼亚形成共识的文学艺术纲领，可惜现在已经被扼杀了。文化界一片支离破碎、你争我斗的景象，很多罗马尼亚的书籍被禁止表达真正的思想，人们的批评意识被压制。当然，就像在其他极权国家一样，你也可以在身边发现最卑劣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特别是在那些“官方”（政府认可的）及正在为获得政府桂冠而奋斗的作家中。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真实的精神状况，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官方作家向统治者表现效忠的说教文字，以及他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憎恨和厌恶就清楚了。
这种双面人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电视和媒体上欣赏某个诗人的精彩表演，他愤世嫉俗，但俸禄颇丰，他就像一个受国家赞助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要提供政府喜欢的各种音乐——民歌、爱国进行曲、唱给领袖的颂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失宠，销声匿迹了。更让人费解的是某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为统治者的效劳，特别是在一个痛苦和绝望的时期。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极端右翼思想饱受监禁之苦，退隐山林多年，现在因为他的思想能为统治者提供新的合法性而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他竟欣欣然地接受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时髦的口号和愚蠢的宣传套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这些活动则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方式。
一些知名作家竟然同意让自己手中的笔或杂志为安全局服务，他们败坏了文化氛围，不懈而残酷地迫害着他们上了黑名单的同事。未来关于眼前这段历史的编年史上会列出那些让这个国家永远蒙羞的人，其中就有这些“罗马尼亚艺术家”和“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
其他人怎么样呢？那些骄傲地保持沉默或是在极端愤怒中爆发的人；那些坚持反抗的诚实而多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那些鄙视政治、远离权力、孤芳自赏、不屑参与群众斗争的人。
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远离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是坚信艺术的重要性永远高于道德精神吗？不！一个年青一代的作家在他新出版的小说里强烈表达了他的态度。痛苦、挫折感和羞辱感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
灵活的适应能力、怀疑一切的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的服从，这些在罗马尼亚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力量及重新建设的能量。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也不仅仅是罗马尼亚人，美更多的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美往往是在幕后而不是在舞台中央，是一种含糊而间接的解决方式（常常可以起到保护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坚决明确的立场。说到底，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在隐蔽和机敏的符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
人和书籍……坚不可摧的享乐主义似乎一直在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和书籍注入活力。人们最关注的是事关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其他一切根本的乐趣，这些只有在友好的环境下才会产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根本的道德标准有时也会丧失。
最近我和一个非常了解罗马尼亚的美国知识分子交谈，我问他，罗马尼亚最让他吃惊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人际关系。如果我可以用传统说法的话，就是‘好’和‘坏’之间的关系。好人和坏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种矛盾源于那种著名的“善意”（bun simt），这经常被看作是罗马尼亚民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但这种交流模式仅局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而，当权者却利用了这种局限性，他们操纵着这种局限性。在一个只在私人领域允许不同观点存在的社会里，本来那些可以激发坦诚的争论或宽容的表达的冲动却带来了争执、虚伪、漠然，当权者在所谓的重大项目流产时对民众的漠然深恶痛绝，但在民众进行反抗时，这种漠然却帮了他们大忙。
确实，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罗马尼亚人也知道怎样开辟出一方领地来保留理性和常态。文化也许是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一角。不幸的是，在战后，语言和行动之间、虚伪的信仰和真正的信仰之间、政治舞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在充满危机、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个“富有幽默的悲伤的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称呼她）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就表面来看，邪恶压倒了正义。整个民族被奴役，她忍饥挨饿，蒙受羞辱，被迫不断地赞美着罪恶。一个推翻所有纪念碑的国家；一个抹去所有回忆的国家；一个进行着“种族清洗”的国家，最后的犹太人被迫离去，大批的德国人离开了家园，与马扎尔人的冲突不断升级；一个为有着两千年辉煌历史妄自尊大的国家——这和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却濒临灭亡的其他伟大民族一样；一个不顾眼前不稳定的核时代，要将“多边发展”延续到下一世纪的国家；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国家，所有人民变成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去重新经历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两千年，一个全面退化的两千年。
无数的人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被殖民统治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崭新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罗马尼亚似乎彻底地脱离了历史的轨迹。
于华盛顿特区
1988年10月
后记
1989年12月，最黑暗的独裁统治终于被推翻了，但是东欧这个变化的突然和伴随这个变化的困难却告诉我们对待预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修复伤口的时候，记住这个国家曾经被或左或右的独裁统治窒息了半个世纪，经历过一段丧失道德标准的历史，我们才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十年前，莱兹卡·莫祖尔斯基，波兰团结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他说：“我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侮辱了波兰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因为理想破灭而和共产党决裂的人。”但是，在把这个名称用于罗马尼亚时，我们可以理解得宽泛些，因为在这个国家残酷的极权统治下，任何生命的迹象都被看作是反抗和对抗，都暗示着政见不同。
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在罗马尼亚是难以想象的，这里没有天主教堂，没有革命传统，只有极端暴虐的独裁统治。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对共产党失望的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但是绝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很多）在七八十年代入党的人，他们既无不同政见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那种代表了过去十年里“真正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在最后的那几年里，日益加剧的恐怖、痛苦和绝望使得反对派的人数剧增。各种力量奇妙地汇集在一起，终于爆发了12月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特别是学生，表现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勇气。
但是，在12月之前，东欧国家还没有出现政治反抗的明显迹象，只有艺术家在通过文化对抗着罗马尼亚政权。很多罗马尼亚作家从未想过要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家，要和政权保持必要的距离。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老一代罗马尼亚作家是否要成为党员，他回答说：“我不能入党。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我是一名作家。”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压制。在一个连打字机也被控制的国家，地下文学也无法存在。但是态度暧昧的政党又常常会允许相对的文学自由，只要人们心照不宣地遵守既定的规则。
博尔赫斯曾说过：“审稿制度是隐喻之母。”事实上，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其词的形式生存下来。读者希望从文学中读到报纸、历史书或社会学中无法看到的东西。读者寻找着言外之意，而作家为了能够和读者站在一起，作为代价也只能接受读者对作品的扭曲。这个过程令人心力交瘁，颠沛流离，有时甚至更为严重。但是在秘密警察让人们难以进行真正对话的情况下，文化至少还能让某种地下生活继续存在，找回人们对思想、美好和理想的信任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如果政治是有关权力，艺术是有关自由，那么在一个极权国家里，艺术代表的不仅是挑战——对于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一样，艺术其实就是他们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诚实、保持道德和艺术的正义，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一些作家不畏险恶，勇敢地和机会主义决裂，抛开内心的疑虑，公然明确地反对暴政。
即使是在我们恢复到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之后，那些有关我们历史的问题都还有待我们来回答—关于谎言、反抗、阴谋，关于艺术和道德理想，关于诚实和妥协。
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我们还想知道，西方的消费社会会不会很快把东欧变成世界闹剧的一部分。
电视会不会淹没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钱文化会不会比谎言的文化更难对付？明星的照片会不会取代这个国家农庄墙上贴着的罗马尼亚独裁者的照片？
在讨论他的国家所经历的变化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对美国国会说：“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明确地告诉我，意识先于存在，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并不同意这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证明了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所以我们的结论也应如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毁灭是因为它压制了自由，也因为它的经济失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应该对自己更具有批评态度，反思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哈维尔的话是正确的：“拯救人类世界依靠的是人心，是人们反思的能力，是人们的善良，是人们的责任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于巴德学院
1990年5月
[1]罗马尼亚荒诞剧剧作家，剧作主要描写人类经验及希望的荒诞、礼貌对话的空洞及艺术家和观众的无法沟通。——中译者注
[2]此处有删文。——编者
[3]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曾参加西班牙极端主义运动，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带有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面前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中译者注
[4]阿根廷小说家、记者和散文家。他的有关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有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5]在罗马尼亚，外出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要得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许可，该委员会的领导是伊莉娜·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妻子，罗马尼亚的二号人物。
[6]1986年为1984年的图书颁奖只是反映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深受“高层机构”禁锢的一个例子，即使是最普通的活动也要经过他们批准。
[7]德国女作家，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获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8]生于波兰的犹太小说家，获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9]20世纪70年代末期，罗马尼亚的审查机构解体。但是，审查制度并没有终止，而是分散到期刊编辑的手中。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内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其任务是监督编辑们的工作并给他们提供建议。这比原来的控制更为严格，现在存在的是双重审查——作家的自我审查，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还有管制委员会的审查，他们对作家进行检查。
[10]罗马尼亚民族诗人，政治观点保守，有一个时期倡导民族主义。
[11]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12]捷克前总统，被誉为“哲学王”，剧作家出身，是对当代政治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中译者注
[13]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波兰第一大报的总编。——中译者注
[14]匈牙利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15]曾任捷克总统。——中译者注
[16]《火星报》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报，也是罗马尼亚最大的报纸。
[17]虽然罗马尼亚作家工会应该每四年开一次会（根据党批准的条令），但1981年以后，此类作家会议被完全禁止了。
[18]1920年生于奥地利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中译者注
[19]罗马尼亚雕塑家。——中译者注
[20]罗马尼亚作家。——中译者注
[21]我指的是2Mai，这是保加利亚边界的一个渔村，简朴而美丽，是布加勒斯特知识分子喜欢的度假地。人们或在海边搭设帐篷，或在当地渔夫家借宿。1982年以来，由于附近建造了一个军港，政府限制野营，再加上一个2Mai的常客被捕后又不明原因地死去（他的私人日记被用来指证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小渔村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
1989年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也是历史上两个人物诞辰一百周年，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懂得如何利用民众的欲望以及他们的脆弱和轻信。
“他是大都市里的流浪汉，常常以公园里的长凳为床。他戴着一顶破旧的圆顶高帽，礼服大衣斜搭在肩膀上——这种又滑稽又可怜的装束都只是为了看上去体面些。他没有家，每天在人行道上闲逛。他没有朋友，认识他的人看他时常表现出怪异滑稽的举止，都以为他是个小丑。他确实是个小丑，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小丑——他成为舞台的中心，他不仅是主角，还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布景设计师。他的黑色小胡子成为象征性的标志，他成为百万人的偶像，一个伟大的好莱坞演员把他称为‘最伟大的演员’。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距今正好一百年。”（费勒里克·莫顿，《卓别林、希特勒：作为演员的局外人》，《纽约时报》，1989年4月24日）
这个被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深深吸引的好莱坞演员就是卓别林，他也生于一百年前，比希特勒早到这个世界一百个小时。他同样是个边缘人，是社会的弃儿：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从一个慈善医院被推到另一个慈善医院，他自己则以露营地和火车站为家。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与人交流，但他还是吸引了无数的人。
卓别林在《独裁者》这部电影中成功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其中有个人人皆知的镜头：在一阵胜利的狂喜中，独裁者托起了一个代表地球的气球。表演者刻意突出了独裁者分裂人格中幼稚可笑的一面，他把那种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确定那是否还是表演。最初，独裁者是作为一个幼稚的艺术形象出现的，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可怕而丑陋的暴君。“希特勒也许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天才，但他和卓别林的性格方面不乏相同点，他们俩都善于利用局外人渴望介入的需要”。（费勒里克·莫顿）
“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吗？”一位作家在采访时这样问我，这次采访曾让官方新闻界震惊长达几个月：在采访中，我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在今天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搅乱了，一切都被毁灭，艺术确实有被荒谬‘吞没’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对我而言，这个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我与他休戚相关，而绝不是在表面上认同他的游戏，同情他的命运。
在世人眼里，艺术曾经是骄傲而浪漫的，这样的艺术哪里去了？如今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就和“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这是汉斯·哈同[2]的父亲对哈同的戏称，他以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艺术家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在画家的作品以及后来的生活中都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老年时的托马斯·曼[3]，一个严肃正直的作家，把艺术家看作“荒谬古怪的精灵”、“荒谬而优秀的僧侣”、“嫌疑者”和“杂耍者”：对他来说，艺术家“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因此不是人”，他把艺术家叫作“鲁莽而严肃的天使”，在世界这个大马戏团的帐篷下，在高高的空中表演高空平衡。
在世界这个马戏团里，诗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那样的“满面愁容的骑士”，一个被日常生活所不容的傻瓜奥古斯特。他周围的其他人以自己的努力、机会或诡计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他却是个可笑的傻瓜，梦想着其他规则，梦想着其他评价标准和回报，他希望因为自己担任了这个被强加的角色而得到单独的补偿。
但是，他对同胞的了解常常深刻得令人惊奇，他和他们似乎只是最肤浅的交流，但他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似乎是精心计划的，又像是全无准备的，那里面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很神秘，表面上很晦涩难懂，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但他的同胞仍然能够看懂。他的软弱也许可以看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暗藏的力量，他的孤独成为一种深层的凝聚力，他的想象成为接近现实的捷径。我们似乎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马戏团里的人，个个脸上都反射出他的面容，这是让人震撼的一刻，在极其短暂的那一秒里，马戏团里的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而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那个怯懦的流浪汉能认出这张新脸孔下的自己吗？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暴君是那个操纵的人，是那个发出命令强行执法的人，是那个根据充满邪恶、丑陋和谎言的法律进行奖惩的人。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一般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
我们不难相信，诗人小丑在噩梦中或是在流浪中已经认出了这张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暴君的那种善变和仇恨已经附在了他身上。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张人的脸，虽然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浓妆和深深的皱纹。是的，是的，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自负的疯子，痴迷于权力的幻想，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他把软弱变成了权力，把恐惧变成了自负，把他的疾病变成了暴力和闹剧。
于是，在这个明亮的舞台上，傻瓜奥古斯特和权力小丑相遇了。他们四目相对。这短暂的对视难道不是人类所有悲喜剧的浓缩吗？这是相斥产生的吸引力，是对手相遇催化出来的强大反应吗？这两个在《地球上的生活》这出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是否势均力敌？如果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或是因为太近被遮住了视线，谁都能看出这个迅速变幻着的化装舞会上如此鲜明的对比。
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艺术家（还有那些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的）无法忽视这两个角色之间难以逾越的道德界限。他可以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旁观，但他要做好扮演其对手的准备，并且要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要越过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奇地、充满想象地、准确地研究他的对手，这是他的角色赋予他的任务。一对奇怪的对手：艺术家傻瓜和权力小丑，马戏团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本身？
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暴君就是白脸小丑？希特勒是白脸小丑，而以孩子般的嘲弄模仿他的卓别林就是传统的傻瓜奥古斯特？他们重合的这一刻对于人类这个大型马戏团来说难道不是振聋发聩的一刻吗？
时至今日，我仍然痛苦地记得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以怎样不断扩张的杀伤力摧残了我的童年和青春。但是如果不是成年以后，我被迫忍受那个可耻暴君的妄想症——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我还无法理解那种杀伤力的真正性质。他一步步地扩张，把他可怕的小马戏团扩展到了整个国家。
“安东尼奥尼[4]是一个沉默的傻瓜奥古斯特，默默不语，充满了忧郁。……毕加索？一个胜利的傻瓜奥古斯特，自尊自信，是个百事通，在与白脸小丑的较量中，他胜利了。”（费德里克·费里尼）
在《欧洲人》中，路吉·巴兹尼[5]写到他初次见到希特勒时的印象：“当时在我眼里，他看上去就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一个阴险的小丑……我断定，他太可笑了，肯定撑不了多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墨索里尼试图重建罗马帝国是痴心妄想，他也一样。”
希特勒，一个白脸小丑！卓别林，他的模仿者（或者说是阐释者），是傻瓜奥古斯特。一个小丑，小小的黑帽子斜扣在耳朵上，肥大的裤子，花花公子优雅的手杖。
白脸小丑的面具完全符合我们从童话中了解到的善恶的形象，费里尼是这样向我们描述的：“白色的幽灵般的脸，眉毛傲慢地耸着；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让人感觉不快。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典型的小丑装束），嘴里不停吆喝着军事口令。”
要区分奥古斯特和白脸小丑是不是很难？“白脸小丑可能先以奥古斯特的形象出现，却没有傻瓜奥古斯特脱胎于白脸小丑的。这也许是事实，因为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容易，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奥奈拉·沃他《小型小丑百科全书》）
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近乎病态。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
很多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奥古斯特，如平庸的油漆工、谦卑的地方神学院学生和铜匠铺里的学徒。白脸小丑有一种“令人迷乱的黑夜般神秘的吸引力和鬼怪般的幽雅”。“对于孩子们来说，白脸小丑是个恶魔，因为它给人以负担，或者，用个时髦的词来说，使人压抑。”费里尼如是说。压抑——一个时髦的词？听到这样的话，我可以付之一笑，或是如生病的野兽一般痛苦地哀号：我们的现实整个就是压抑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个办公室和饭店里的气氛。孩子们嘲笑着独裁者，却不明白周围的大人为什么会任由他骑在他们头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小丑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同之处，孩子们并不害怕他，他们只是觉得他滑稽可笑。
可笑的东西有其秘密武器，那就是娱乐人心，但它同时也是具有报复心的。费里尼不止一次地提到那些无名的公民，在和母亲（国家、警察、当权者）的关系中，“这些孩子被迫扮演奥古斯特的角色”，她不停地发出禁令：“别碰这个！”“别做那个！”
渐渐地，我们的这个小丑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个个经过了军事训练，人人勤劳肯干，但他根本容不得他自己的“孩子”或“子民”。如果他们服从，他唾弃他们，把他们痛打一顿；如果他们有所行动，他割下他们的一只耳朵；如果他们反叛，他把他们的嘴巴封住；如果他们病了，他给他们棺材和料理后事的钞票。“秩序和纪律”是他那些无名的臣民唯一能够拥有的美德。他和出身卑微的人们交流，他这个“人民最亲爱、最可敬、最革命的儿子”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人民只能通过他的保镖和他交流。任何胆敢拦住他那豪华轿车请愿的人无一例外会立刻消失，再也不会出现。那披肩、那王杖、那宫殿、那国歌、那勋章……
还有他那捕猎队伍！
在捕猎之前，狗熊被注射了镇静剂，它嘴角冒着白沫，四肢被捆绑着，好几天不吃不喝。飞机在捕猎区上空巡逻，红色的总统直升机停在城堡面前，和他同行的还有来自党组织、新闻界和外国使馆的客人。秘密警察扮演着侍卫，小丑的保镖等候在沟渠里，隐蔽在灌木丛中。可移动的篱笆摆成一个漏斗的形状朝着总统的位置。被麻醉的狗熊慢慢醒过来，出现在舞台上，踉跄着，咆哮着。马戏团的“第一射手”瞄准目标，闭上右眼，再闭上左眼。他把手指放上扳机的那一刻，躲在灌木丛中的安全局狙击手也用装着消音器的枪开火，打中了猎物。在国歌声中，我们的超级小丑昂首挺胸地挂上金牌，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神枪手。
他最喜爱的黑色纽芬兰猎犬又是怎么回事呢？它出生在英国，那时它叫“格莱德斯通爵士”，后来为了我们的小丑改名为“渡鸦同志”。它每天吃着这个马戏团在英国的大使每周送来的专用英国狗饼干，这是那个大使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事实上就是如此。这条狗享有“马戏团”等级制度中的最高位置，它远比任何一个陆军上将、海军司令或是间谍组织头目更加重要。[6]
费里尼说：“白脸小丑们总是要攀比谁的服装更华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小丑叫西奥多，他“每天穿着新的衣服出现”。我们的民族小丑也是一样，但是，虚荣还不足以解释他为何如此费尽心机，恐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用餐的服装、到各地访问的服装、重要会议的服装、秘密会谈的服装——小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国家级的头等大事。小丑每天的服装和饮食专门由安全局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从袜子手帕到鞋子帽子，这一整套行头每天都要更换。每天，这些东西都由一个特殊的服装商提供；每天，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要分析食物成分并制订完美的食谱，同时还要检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的消化道排泄物。一些特种突击队员每天检查他的办公室、卧室、水笔和卫生间，以防某些颠覆分子为了拯救暴君的臣民，想方设法弄脏他的衣服、餐具和椅子。一天结束之后，所有的衣物都被盖上红色和绿色的印章（罗马尼亚极端左翼和右翼的颜色）被送到总统专用的焚化炉焚化，这和那些特殊的服装商、分析营养和排泄物的实验室一样，都是这个大型马戏团庞大复杂的安全机构中的一部分。
“白脸小丑总是喜欢打击侮辱别人。”费里尼这样说。我们这个残暴的民族小丑禁止了一切食物、照明、取暖和旅游，摧毁了所有教堂和档案。
父亲，母亲，校长？白脸小丑是理想的化身，一个乌托邦世界的骑士？一个不顾眼前的痛苦只专注于未来应该做什么的无情的幻想者？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
大约十五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在共产党还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时期（1923—1944）曾经和我们伟大的小丑同住过一个牢房。我很想听听他对小丑的看法，作为那个封闭的充满绝望的牢房中的一个小人物，他可以每天近距离地观察。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根据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那些人，我试着想象如果他们在我的诊所里，我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有一个人我可能会让他当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可以做司机、收银员或守夜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成为实验室里的技工或设备维修工。但是这个人……唉，他好像做不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没有任何手艺，好像也学不会任何东西。他能做的只是演讲，指使别人做这做那。我不能用他，即使是做守夜人也不行。”这个医生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他原先称为同志，现在成为“新阶级”的那些人，曾经可以成为他心心相印的伙伴？为什么他会容忍这个人成为他的政治领袖？这似乎不是一个聪明、诚实而且勇敢的医生在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
穿着制服、别着徽章的小学生，少先队员敬礼，国歌奏起。我们的领袖……所有的家庭都被塞进单元房中，受到来自“秩序和监管部门”的“街区保安”的严格控制。原先漂亮的别墅和独门独院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变成了标准化的火柴盒，以便所有的居民都能得到更有效的监控。他们还启动了一个大型工程消灭一切村庄，把农业转换成“工农业综合体”，“消灭城乡差别”——把农民变成工资奴隶，让他们的家变成蜂箱，上下左右都挤满人。
所有女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必须例行妇科检查，以确保每个怀孕妇女都不能剥夺属于全民的未来臣民的生命。
老人被遣送到特殊的居留地，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清洗马厩。
狗儿猫儿都被彻底灭绝，为的是不影响“劳动人民”的睡眠。
在每个电话的听筒里，都装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虫”，以保证国家可以为所有受害者备案并科学地“照顾”他们。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纪律，最彻底的监管（一个真正的世界纪录：一个全职警察负责十五个公民，每一个警察配有十五个“志愿”的告发者）。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这些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逃过这张巨网，泄露国家机密：工厂的名称、腌菜坛子的尺寸、制造原子弹的配方、每个地区公共小便池的数目、小丑的绰号、疯人院可以容纳的人数、国家地图以及缝纫线的生产技术。还要确保不能让外国人发现我们这个天堂般马戏团的秘密：避免和他们的任何接触——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也是那些还希望活下去的人的天赋人权。
所有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喜欢的就是一切。我们应该做一切，一切，一切，他用嘶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为了保证不断加强权威……保证权威不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更加严格的纪律……不断地无情地加强权威。
几年前，我的一个住在郊区的朋友想搬到市中心来，她在维多利亚大街找到了一处正在出售的小公寓。等到要签买卖合同时，她发现她还需要一个特殊许可证，因为她的窗子正好朝着维多利亚大街，而这条大街是我们这位民族小丑每天早晨去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通道，他每天从早晨八点整到晚上八点整都在那里辛勤工作，然后途经另外一条干道回到总统府邸。这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街。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警戒，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事情破坏他的心情，不让他生病。最重要的是，防止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致命性解放事件的发生。
最珍贵的资源是人，也就是：他。据他身边的占星家计算，像他这样的珍贵物种要每五百年才出现一个，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在他身上，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排泄物，他的武器，他三百六十五天的外裤、内裤、袜子、睡衣和睡帽，他的三百六十五双皮鞋和拖鞋。
还有他的摄影师、理发师、按摩师和美容师，他的保镖和替身，地球上三百六十四种语言的翻译，对于这些语言，他一窍不通。情报和假情报，辐射和反辐射，便携式马桶、隐形淋浴器、无声手枪，这一切都服务于这个国家唯一富有成效的制度：对小丑的顶礼膜拜。当然，还有他的“波斯猫”。
“唯一获得长久声名的女小丑是露露小姐。我电影中的吉尔索米娜和凯比瑞尔属于傻瓜奥古斯特这一类型。她们不是女人，她们是无性的。夏洛特，也是一个奥古斯特，她同样没有性别，她只是一只快乐的猫，舔洗着自己的皮毛，四处溜达。劳拉和哈迪，也属于这一类型，她们甚至像天真的孩子一样睡在一起，仿佛性别根本不存在。正是这些东西让人们发笑。”费里尼曾这样说。
他的“波斯猫”是不是也是如此？那个一口坏牙的情侣，渊博的文盲，穿裙子的首长，那个女巫，歇斯底里的女巫，迷恋色情的老女人？白脸小丑的伴侣：她也是一个白脸小丑吗？
人们偷笑着，不仅仅是在私底下，他们嘲笑着这个国家的第一夫妻，他们似乎永远以不变的形象出现：第一夫妻。这对新贵处处显示自己的王者风范，他们那种对王权的陶醉在这个马戏团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闻所未闻。他，身佩腰带，手执王杖；她，穿着王后的长袍，常常提醒着人们她的科学家身份以及手中各种接种疫苗的资格证书。他和各国志同道合者举行秘密会谈，商讨下一步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肃清他的敌人，把剩下的幸存者监禁在地下墓穴里。
他举止拘谨而害羞，他不断重复那些充满抨击之词的长篇大论来发泄这种压抑，在家里或者工作时都一样。他的小露露，则每晚连看几部色情电影，然后根本不需要什么安眠药，她会以同样色情的姿势入睡，睡袍和嘴巴都敞开着。
露露小姐、小露露——一个恶毒的白脸小丑，她控制着她的丈夫，威慑着他的随从。是变态吗？还是缺乏安全感？或是因为失意？这些全都是，但更有他们彼此的忠诚。和他相比，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无家可归者。人们叫希特勒“阴阳人”，其实即使是可以被配偶利用来生儿育女的人也还可能是“阴阳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小丑在这种处境下是什么样子，但她的样子却不难想象——无所顾忌、龇牙咧嘴、不停催促着、尖叫着。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一个从未经历过任何战役的司令官，一个从未完成过学业的高级学者。在她富丽堂皇的桌子上，摆着他镶在金色镜框里的照片，这照片经过了国际刑警组织顶级图像专家的修描。在他的桌上，放着一个缀有小花和星星的铂金镜框，我们看到了她难得一见的丑陋笑容：露露小姐，即使有珠宝、勋章和假证书的点缀，仍然一无是处，仍然不过是只骗人的波斯猫。
即使是在最庄重的正式场合，她也总是张着双腿，总是把小小的手提包放在她的腿中间，那个无法表达的隐秘处。
我在读费里尼的文章时有一种幼稚的充满报复心的快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从相同的视角，每次心里都涌现出这样的念头——让我们可笑的民族小丑和所有其他白脸小丑排成一行。是的，确实是的，“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一张丑陋的脸，满脸的雀斑和皱纹让一张难看的脸变得近乎可怕。“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没错！“他们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确实如此！一个“为爬得更高而努力”的白脸小丑，小镇滑稽低俗的品位，没有风度没有思想，呆板得就像一个卡通片中的杜瓦利埃和阿明[7]。
我读完了费里尼的文章，心里一直有一种偷偷的快意，我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读这篇文章。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和动作都被赋予了扭曲的秘密含义，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够明白，只有那些生活在多少还有些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的人才会发现这些符号是多么奇妙。那个可怜又可笑的怪物！一个无知的暴发户！口吃者！大猩猩！魔鬼！蟊贼！吸血鬼！
白脸小丑？这样叫他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太渺小、太粗陋、太愚蠢。但是，要把他归为傻瓜奥古斯特更不可能，奥古斯特看似更为卑微，实际上却更为出色。绝不能把他归为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就是奥古斯特，一个失意者。
我在那儿的最后几年里，曾无数次地读过蒙塔莱[8]的精彩诗篇《诗人》。在那些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诗歌中绝妙的讽刺让我挨过了独裁者无处不在的痛苦。我把这首诗熟记在心，充满快意地一遍遍诵读，仔细地感受诗人在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仇恨。
“我已虚弱得气若游丝/但我仍希望/把卑微的歌声献给下一个暴君。”蒙塔莱这样开始了一个“诗人”的忏悔。看来我不是唯一感觉气若游丝的人：那些年里，那个暴君已经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每日出现在我们的噩梦里，我知道，即使我可以设法拯救自己，但那段可怕的日子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我重复着，一边做着鬼脸，想着那个渴望得到“由衷的赞美”近乎发疯的魔鬼，他不仅仅对一大批诗人发号施令，他还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
“不管怎样我仍能够/留下永远的印记。”我安慰着自己，想到我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前辈和同辈人，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责任是留给后代一些东西。
最后一行，我要轻轻、轻轻地读，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享受真理在艺术中升华的方式，“在诗歌里/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
这给了我满足感，我已经许多次成功地找到了秘密表达对暴君愤怒的巧妙形式。而且，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中，我让作品中邪恶的主角出生在1月26日——这是举行大型活动庆祝暴君出生的日子，在这里，充满挑衅意味的“内容”采用了高风险的形式。朋友们对此大胆行为表现出惊恐的反应，这既让我高兴又让我害怕，但这也让我意识到，其他读者也会感受到我表达出来的厌恶，并意识到这种厌恶被形神合一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
“要做一个自由人，不为任何问题困扰，不要做一个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在小丑的生日前后，一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个朋友在信封里附了一大叠歌颂这一盛事的剪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
对于我来说，这种丑恶的狂欢节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来到了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一个会让我联想到滑稽和残暴的城市。
我看着那一堆报纸，它们好像是印在卫生纸上一样，一翻就会撕破。油墨弄得我的手指满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污渍。那些文章简直难以卒读：永无休止的重复，套话一句接一句，无聊得让人窒息。所有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语言被严重扭曲的日子，所有那些精神折磨和噩梦，再一次翻腾起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旧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期。那时我看到一本令人厌恶但颇为有用的畅销书，它真是满足西方媒体猎奇心理的天赐之物。说它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有口吃毛病的独裁者）和它的作者（一个曾经掌控着独裁者秘密政策的将军，现在已经效忠于“自由”和新的主人）。说它有用是因为这个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贵们的百丑图，揭露了这些庸俗、卑鄙而阴险的马戏团小丑如何篡夺权力，如何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庸才和卑鄙发挥到极致：他们用犹太人和德国人来换取可兑换货币，还美其名曰“家庭团圆”；满世界的间谍和假情报；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克格勃的密切交往；种种让我们的“领袖”头疼的事情——比如，在他访问纽约期间，美国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让“官方”禁止示威游行的要求，还比如，他最忠诚的仆人背叛了他，再比如，他第一次见到新的美国大使，发现是个黑人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他那个有着很多荣誉头衔的老婆的坏脾气，如果他们的总管忘记了从巴黎或伦敦订购特制的毛巾，她会大发雷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极富刺激的“爱好”，那就是观看国家上层人物通奸的电影，这些都是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了满足她这个特殊爱好秘密拍摄的。
在这段处于地狱和炼狱（暴政和流亡）之间的时期，我在一本巴黎的杂志上看到恩斯特·容格尔[9]写给朱莉安·赫维尔的几句话：“艺术家应专心于他的绘画、诗歌和雕塑，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我从不批评那些从暴君那里得到好处的艺术家。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我同意“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其他的一切不仅荒谬，而且更是恐怖的，生活中一切正常的东西都被摧毁，人们每天面临肉体和精神双重死亡的危险。我们无法从“其他的一切”中逃脱出来，因为那“其他的一切”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所有，可怕而且荒唐，压抑得让人窒息。
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我一直在努力躲开那魔鬼的面具和陷阱。我从来不会向他邀宠，也不会给他一句赞美的话。我冷漠地盯着那些无聊报纸上的无聊文章。突然，我想到了费里尼的“大胆的扬声器”：“奥古斯特这样的扬声器，拒绝传送白脸小丑的声音。”
所有不诚实的报纸都在用他们不变的语气毒害着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扬声器都在传送着相同的曲调：如果，有一天，他们激起了反抗，如果，他们找到了报复或嘲笑的方法——更改密码的次序，曲解某个句子，从他的伟大头衔中漏掉一个字母，或是让他经过精心加工的照片上出现一个污渍……在适当的时候，“大胆的扬声器”想方设法利用插科打诨来奚落暴君：“它包围着他、讥讽着他，它嘲笑白脸小丑说出的每一个字。这是一种交际方式的反叛——在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用咆哮和更改过的新闻来对抗扬声器被迫传送的无稽之谈。”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也有自己的白脸小丑，而且每个人都是他的奥古斯特。
我拒绝效劳于我们的暴君小丑，不是因为我鄙视他的恩宠，而是因为我想最大限度地忽视他。在最初那些动荡而混乱的日子里，也许只是“荒谬的其他”，然而，恐怖愈演愈烈，像雪崩一样积聚着力量，最后吞噬了它途经的一切。即使这样，即使它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巨大章鱼一样排出太多让我们窒息的污物，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去恨他，因为恨他实在是太抬举他。既然大家都恨他，都希望他死掉，那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只有当灾难逼近无法逆转时，仇恨才会迸发：人们仇恨希特勒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那时灾难已经摧毁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人们仇恨斯大林是在他死后，那时恶魔已不再危险，关于他的神话已经化为腐朽。
东西方的政府首脑都曾以最高级别接待过我们可笑的民族恶魔。但是，即使在他当权的最初时期，即使在他利用人们的错觉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卫士时，他已经让我感到厌恶，就像他当权的最后阶段一样。在他开始在恐怖戏中露出狰狞的牙齿之前，我对他有一种来自直觉的怀疑和憎恶。我不可能把这整出闹剧视为“荒谬的其他”一笑置之。逐渐地，他变本加厉，露出了锋利的魔爪，狂吠的声音愈发嚣张。他的魔鬼般可怕的荒谬不是可以忽视的“其他”，而是全部，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 * *
在小丑当政不久，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作家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一群德高望重的专家开出的有关其“精神状况”的报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最坏的结果：根据这份报告，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领袖，人民最亲爱的儿子，就应该不容延误地被收入监狱。
很快他的偏执越发嚣张：通过制定劳动法，工人被禁锢在他们的岗位上，绝对服从监管；通过制定家庭法，人们无法离婚，无法堕胎，未婚的情侣受到歧视；通过制定学校法规，孩子们成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对象。在他向饥饿的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中，我们看到了马戏团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快乐的奴隶在严厉的幼儿园老师挥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马戏团里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们的任务是为他喝彩，还有一些肌肉发达的巨人，他们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系统。
那个时候，我就小心地计划离开那个“苦力营”，根本不需要再过十年，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片犀牛打滚的沼泽地，这些犀牛喜欢在粪便里游泳，还喜欢告发别人。
我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那种可恶又可怕的状态，它让人精疲力竭，让人痛苦不堪，最终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心理医生们都知道，这种病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相同，必须认真对待和治疗。
傻瓜奥古斯特不再是仅仅表演滑稽戏，他自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幻觉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境况。起初只是稍稍地“模仿”，到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状。
在极权统治的马戏团里，不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判断出谁在装病，于是心理诊所的候诊室就成了人们躲避、祈祷和伪装的避难所。这些候诊室成为“合法的”藏身之处，让人远离那肮脏的舞台，以及那些谎言和惩罚，还有每日的苦痛。
既然精神压制曾经是国家用来对付“不良分子”的武器，把这种可以摧毁你的最简单的武器拱手交给国家似乎是不明智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眼中的“良民”，那时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我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的耐心等待终于给我带来了“解放”和“胜利”：我被宣布不适合工作。每年一次体检的侮辱让我免受了生活中其他无数次的侮辱。如果那个真正有病的人（是他让整个国家处于病态之中）决定引退，不论是因为明显的“健康原因”还是年龄原因——这两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就可以“康复”了。而事实是，我是那个遭受苦痛的人，小丑的照片从每个街道的角落盯着我，让我不得不一天天加大用药的剂量。于是，最后，我也染上了他的病症。从这种奇怪的角色颠倒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疯子是如何把他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所有人民的。
在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唯一变得清晰的是角色阐释者和角色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角色的阐释者可以表现所有疾病共同的病症，而角色只能是他自己。
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奥古斯特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费里尼这样说。
若干年前，在我发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过于严肃，太拘泥于道德，你不够有趣，傻瓜奥古斯特的形象完全与你不相符。”我把傻瓜奥古斯特当作一种自传的表现，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远离现实，或是孤独和脆弱，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反叛，我认同他是因为我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那个丑恶的小丑渐渐将被奴役民族的仇恨变成了麻木和绝望。在这种悲哀的绝望中，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在他同样遭受痛苦的同伴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恐怖状态下的生存会扭曲你的理解和感受力，经常让你做出危险而牵强的联想。不论过了多久，离得多远，你都无法让自己摆脱那种黑色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在华盛顿，我目睹了总统大选的好戏，这让我想起了“那里”的小丑。演员当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又有其他的新“演员”来竞选总统。这种幼稚而庸俗的竞争只会让流亡的奥古斯特心里对人类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任何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对“另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种种失望和不如意让人烦恼，虽然新的副总统奎尔奇怪地让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地方小镇上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文书而不是上镜的罗伯特·雷福德[10]，我的恐惧仍然停留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费里尼的文章才会让我产生那种孩子般的幸灾乐祸。即使我透过费里尼的视线审视美国的竞选，我心里想的仍然是很远的那个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容格尔的话只适用于民主制度，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民主制度里，你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理睬那些政治闹剧，或者至少不让它们占据你生活的中心。但是，如果荒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永无休止地折磨着每个人，缓慢而无情地摧残着他们，那么容格尔的话就无法适用了。荒谬的不仅仅是“其他”，而是全部，你无法忽视它，因为它不放过你。
民主国家里的自由选举并不能让人变得乐观，在观看竞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查理·卓别林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有1900页长，时间跨度从1922年到1978年（延伸到他去世后的一年），其中的荒诞不经让任何滑稽舞都望尘莫及。但是，看着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肤浅可笑的插曲，我想到的只是我们那位民族小丑天下无双的嘴脸。
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据说，著名的白脸小丑安托尼在舞台之外从来不和他的奥古斯特——贝比说话。”费里尼这样写道。小丑疯狂报复着那些无名百姓（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当他的权威得不到尊重时他会对他们大发雷霆。我们的民族小丑是怎么对待他女儿平淡无奇的恋爱的？他又是怎么（多么可耻啊！）对待他儿子和一个犹太女人的婚姻的？没有人向那个大胆的男孩解释新婚姻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直接把离婚判决寄给了他。
莫非独裁者也是一种艺术家，痴迷于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我们能否把卡里古拉[11]这样病态疯狂的人称为诗人，仅仅因为他把自己最钟爱的马推上了内阁的位置？那极度病态的人是否窥见了所有诗歌希冀到达的那无可言状的遥远世界？暴君是否就是乌托邦世界里的骑士？
两面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诗人和领导者也不例外，虽然后者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电影中的火车站站长是一个白脸小丑，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变成了奥古斯特。一站在白脸小丑面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奥古斯特的角色。”费里尼这样告诉我们，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只有一个更为邪恶的小丑出现时，比如说法西斯，当他强迫我们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才能把我们变成白脸小丑。”
最后，作者试图定义自己在马戏团世界里的位置：“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小丑，我会发现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在真实的世界里，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缺乏明确的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费里尼接着说：“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但我同时也是白脸小丑。”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也许我是马戏团的指挥，是治疗精神病而最后也发了疯的医生。”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一个忧郁的梦幻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探索者、一个犹豫不决的小丑、一个钻进牛角尖不知道如何出来的人。
难道对于现实的幻想会比现实更为真实？艺术家经历了种种人物的情感跌宕和是非对错，他可以“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灾难，也可以照亮他们难以脱身的深渊。在这些人物之外，他不应该忘记独裁者这一角色。孩子们中间有独裁者，专制的幼儿园老师中有独裁者，已婚夫妻、未婚的情侣、父母、祖父母、同事和雇工中都有独裁者。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操纵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他对此全然不知，他只是自然母亲生出的一个怪胎。不管你是否觉得奇怪，但确实只有艺术可以把这可怕、真实、周期出现的自然灾害变得可信又神秘。（阿尔弗雷德·雅里[12]临终前讲的话证明了作家和他创作的人物可以合二为一：“乌布爸爸现在要睡觉了。”）
这个可笑的喜剧演员，这个幻想成癖的英雄，他实现了把整个世界变成舞台的梦想，让世界充斥着狂妄、虚假和荒谬——有可能即使是他，独裁者，也会有某些顿悟的时刻，但他绝不可能拥有像对他进行阐释的艺术家一样的条理和才能。卓别林可以扮演希特勒，他也可以同样精彩地扮演其他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角色，但希特勒只能“扮演”他自己。
长期观察到权力的怪诞和虚夸，最终是否会让人对权力又怜悯又恐惧，或者产生一种漠视一切的清高与傲慢？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年里，曾经近距离地看见过他。不是在电视上，身边没有外国元首相伴；也不是在国内的某些“工作访问”中。这些工作访问往往以人民的高声欢呼开场，然后是他给工厂、马厩、大学、火葬场里的受训奴隶发布指示，最后是没完没了的描绘未来前景的报告，这样的报告他在同样的观众面前已经作过上千次。
不，这一次，我在相当近的地方看见了他。那天，我把打字机交到警察分局接受一年一度的强行检查：在我们的民族小丑眼里，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有权拥有这样的机器。为了获得特别许可证，你必须到所住地区的警察分局填写一张表格，通过一个年度测试，这个测试涉及个人外貌和手中那危险的机器。填好的表必须经过审查，然后你要用打字机打一段规定的话，以防你改变了打字机上的字母，或者弄坏了上面的感叹号或逗号，或者—更糟糕的是，打字机的主人和打字机一起患上了某种传染病，这种病会通过打出的文字扩散成集体传染病。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毒都是狡猾而顽固的，它们隐藏得很好，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但它们都很有进攻性，非常具有进攻性，一旦爆发就根本无法阻止。
我差不多等了一个多小时，一切井然有序。有很多人在二十三号房间前等待，我的表格上也写着这个数字。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年人，他们颤巍巍地搬着沉重的旧式打字机来。三个穿着平民服装的年轻官员态度礼貌但一脸的百无聊赖，他们可能是国家安全局的，他们可能对这种马戏团的常规检查也有些不屑，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切进展得非常迅速。
首先是些常规问题：你有汽车吗？如果有，是什么牌子的？你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住在国家公有的公寓里？谁和你一起住？配偶的工作？国外是否有亲戚？出国旅游过吗？国内有没有亲戚？有没有亲戚在党中央或内政部工作？当我知道这些问题都要书面回答，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吃惊了。第一次面对这样荒诞不经而且毫无关联的问题，我确实还是害怕过。我迅速而潦草地填好表，按要求打了两篇规定的文章，把每一个键统统用了一遍，然后又一次得到了我的许可证。我感觉很好，拿着我那神奇的玩具回家了。
我还在电梯里的时候，就听到刺耳的警笛声。国民自卫队！我匆忙地打开房间的门，冲向阳台。警笛没有停止，它在向大家宣告：这个小小的车队包括他的豪华轿车、他的宠物狗的豪华轿车、急救医生的车、三辆警车，最后是三辆装着“技术”人员的普通汽车。确实，和平时那些工作访问的随行队伍相比，这样的护卫部队算是简单的了。这显然是民族小丑一次出其不意的出行，这让他的那些下属感到措手不及。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外的出行，否则人行道上肯定会挤满鼓掌的市民，通常他们会为了这个特殊目的从别处运来妇女、儿童、士兵和雇员。
民族小丑想视察白宫施工的进展情况，他命令把这个城市最美的地区夷为平地，为建造白宫腾出地方。“马戏团大街”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或者九部分，或者更多部分，这样，伟大的总统马戏团就可以最终控制这个城市的空中轮廓。
护卫队在城市运河上的一座小桥边停了下来，桥下的水发出恶臭的气味。他想展望一下未来的前景，他的身边簇拥着一群下属，他们手中挥动着图纸和地图，拎着公文包，急切地预测着他下一步的方向，敏捷地判断出他每一个手势的意思。他们都是西装革履的绅士、建筑工程师、雕塑家和装潢设计师，现在他们因为兴奋而涨红了脸，狂乱地四处跑动着，跌跌绊绊，结结巴巴。
四周的阳台上挤满了各种蠢人：公司职员、家庭妇女和孩子。这些都不是应警察的命令在预定地点集合的观众，有那么一会儿，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群人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他们开始鼓掌了。没有大叫，没有抱怨或诅咒—是的，他们确实是在鼓掌，虽然零零星星，仿佛是睡梦中的条件反射，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已经在幼儿园老师严厉的鞭打下进入了他们的血液。这是一种习惯性的鼓掌，但确实是自发的，没有通常来自警察的压力，也许他们是因为害怕同事和邻居。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从他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套长袍中，特殊服装商为他挑选了合适的一套——暗黄色真丝面料的外套。一顶皱巴巴的伦敦帽戴在头上，低低地压在眉毛上。他的行动非常从容谨慎，他没有抬高嗓门，听上去非常冷静，很像一个谦虚的小店主人，他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笔记，他的每一个随从都在记笔记。这个小老板似乎特别注意那些专家对他说的话，按照那天事先的安排，他一言不发地听他们汇报。在一群慌乱的人中，他看上去像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唯一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人。专家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溜须拍马和小丑略带疲倦的平静表现形成了可悲而可怕的对比。
旁观者的迷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他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小丑破坏了他的生活，毒害了他的日子，他的，还有所有人的——这个可怜的流浪者，这个下流的煽动家！他的白色面具——和他的头盖骨一样苍白。这么多年被一个小丑奴役着，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痛苦吗？
在某个瞬间，旁观者心中感到一种傲视这场闹剧的优越感，感觉自己变得崇高起来——他成为一个贵族：他，一个弃儿，“艺术家”，已经知道他要在别的地方安营扎寨，远远地离开这个浸透了鲜血的舞台。（“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这最后的对峙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他抖落了满身的疲倦，仿佛要把那曾经侵入到他身体中每一根纤维的毒物彻底清除掉。
无法逆转的时间，时间无法带回我们想要的一切：房子、书籍、放弃了的工程或是失去了的朋友。
邪恶难道会依附在如此可怜可笑的人身上？地狱的印记难道就表现在这些可笑的（甚至可怕的）哑剧中？
他不值得我们诅咒！他一无是处，他将死无葬身之处——这是对这场可怕灾难的总结。
他的漫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面墙上笑着，这是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生命的希望，不论是好是坏，总算还有生命：青春的光彩、衰落的悲伤、爱情的陶醉、叛逆的梦想，还有痛苦的失望。变好还是变坏？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
那儿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等待，永远在准备面对未知的不断被推延的东西，这是傻瓜奥古斯特在昨天之前一直过的生活，永远充满悬念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他抛在身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但是它曾经像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样伴随着他，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脚步。曾经有人说过：“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
等待流浪者的是什么？是在空地上翻筋斗，还是又一个化装舞会的麻木不仁？或是失落的陌生人在陌生人中间的孤独和脆弱？那些孩子老人珍藏在心，诗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字眼：自由、良心、尊严、勇敢和牺牲呢？它们只能成为墓碑上的装饰。
“诗人的孤独——什么是诗人的孤独？”这是一群喜欢格言和妙语的作家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写在一份问卷中的问题。
“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这是四十年前年轻的诗人策兰在流亡到西方前所做的回答。
于巴德学院
1989年夏
[1]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曾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里尼更是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中译者注
[2]德裔法籍画家，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中译者注
[3]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4]意大利著名导演，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的先驱。——中译者注
[5]意大利著名记者。——中译者注
[6]虽然前面几段里的材料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据我所知，这些内容真正公开发表是在1989年或1990年后。可参看约翰·斯威尼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生活和罪恶岁月》（伦敦：哈金森，1991）和伊茨凡·瓦哈基在德国《时代周报》上的文章（1990年5月）。
[7]前者为海地的独裁者，后者为乌干达暴君，食人者。——中译者注
[8]意大利诗人，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译者注
[9]德国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写战争题材而闻名于世，二战之后又因其战争小说成为德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中译者注
[10]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曾获奥斯卡奖。——中译者注
[11]罗马皇帝，自称为神，是一个以荒淫无度著称的暴君。——中译者注
[12]法国著名作家，他创作于1888年的《乌布王》因其滑稽怪诞而被文学史家视为20世纪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中译者注
审查者报告
附被审作者的评注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1]托马斯·曼这样写道。
当然更加微妙。但是约束力，这个让人产生种种不快联想的东西，难道就那么简单明了吗？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快速崩溃难道就能证明这个庞大的政体原本就简单而脆弱，不堪一击吗？
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过快地忘记了极权统治下那些混乱的地下势力走廊——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约束力或势力无处不在，甚至是在自由这个复杂而微妙的世界里。
在布加勒斯特之战中，安全局的秘密渠道展示在全世界面前，那种已经渗透到民众各个阶层的恐怖、愚蠢和腐化一览无余。和暴乱期间那些誓死保卫自己利益的极端分子相比，安全局的那套机制显然更加复杂、更加可怕。在一个拥有四百万执政党党员（投机分子）和庞大告发网络（每一个机构甚至每一幢居民楼）的国家里，我们很难相信媒体所说的，1989年年末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斗争只是安全局与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军队和民众中有多少安全局的人……武器不仅仅是那些在为自由而战时让人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还有更多其他的：数量更大，更为微妙，甚至更加残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当权者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多边发展”[2]的罗马尼亚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20世纪70年代末，审查制度在罗马尼亚一度被“废止”。独裁者本人一拍脑袋，要把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实施的模糊政策也运用到国内事务中，以此来对付国外媒体对其镇压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仍然表现得颇为胆怯。
罗马尼亚的反苏姿态被用来作为它采取所谓独立政策的证据，但同时也让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来建立并巩固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它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阿拉伯恐怖分子也交往密切。“自由移民”政策正好满足了顽固民族主义分子“净化”人口的梦想，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硬通货，因为以色列和联邦德国要为每个获得自由的公民交付一定的费用，这样的政策还让罗马尼亚在美国议会那里赢得了高分。这种外交政策中的模糊策略为独裁统治在西方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同情率，这一点从很多外国元首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出来：戴高乐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福特和尼克松对罗马尼亚的“自由”大唱赞歌，英国和瑞典的王室以高规格的礼节接待过我们的独裁者，联邦德国的政界要人频繁发出邀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出于幼稚轻信或是讽刺挖苦，所有这些举动都不可饶恕地遏制了国内的反对力量。
于是，罗马尼亚的公众舆论声音微弱，受人操纵，没有国外援助，只能完全受制于领袖的“天才领导”。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一些时髦做作的元素，就成为罗马尼亚的原创，美其名曰“新民主”。
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方面，监督和镇压的机制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更为民主的政府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人们对共产党和安全局的不满转移到地方行政机关身上（当然这些地方行政机关是受上级机关领导的），或是转移给他们的工友或邻居、驾驶拥挤公交车的司机、在无货可卖的商店里工作的售货员，等等等等——这是一种被替代的因果关系，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让当权者可以接受的结果[3]。
“替代”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是一种欺骗性政治策略，同时也运用于衣食住行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货真价实的产品逐渐被替代物所取代，这些替代物有的品质低下，有的干脆就是假货。在文化领域情况也一样，他们允许一些非常“敢讲话”的高层官方作家批评某些对于其他人来说纯属禁忌话题的负面现象，同时却攻击一些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孤立他们，使他们成为边缘人。这种对舆论的操纵——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为大众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却是另一种欺骗：那些“批评”，无论多么严厉，都是“辩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简单，就像被批评的对象一样），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向领袖及其国家和意识形态表示效忠。所有的雇员都要交纳“特殊”的税，为了成为各种失败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他们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被扣留下来。工人们是一切产品的生产者、受益者和拥有者，我们的领袖反复地这样告诉人们。
“新民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替代策略。规模宏大的代表大会（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各个行业）定期召开来讨论通过领袖关于下一阶段在通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如何发展所做的“宝贵指示”。这样的做法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共同的阴谋中，让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要承担一定的罪责。每个官方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谈特谈具有煽动性的可笑的“新民主”，另一方面又穷尽所能地挖掘更新、更高级的方法来误导和压迫民众。不论是在党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罪恶感无处不在，但也分为很多层次。有些人自己萌生罪恶感，有些人的罪恶感是被强加的。
为了申请出国，首先要得到工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要得到工友委员会的推荐，而这个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都是根据安全局官员的指示（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极权主义口号和极端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富有弹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新话语风格。
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他们的愤世嫉俗开始产生效果。党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新型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允许向社会的负面现象提出“控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诗歌得以大量出版，这些虚伪的“毫无掩饰”的控诉得到官方作家的许可，还收获了丰厚的稿费。有了对这些“控诉”的操纵，当权者才可能鼓励“辩证的”、激烈的“辩论”（这就像辩护律师不断重复起诉状里的言辞，企图把语句的意思变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些“替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渴望任何一种面包、肉类、书籍、衣服、娱乐或信息，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即使是这些“替代物”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这还要取决于统治家庭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党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
审查的工作很自然地由“工人们”承担了。在实践中，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工人指定代表的同意，讣告或广告也不能刊登。报纸、出版社、杂志和印刷厂要经过“专业的”内部顾问完成审查工作。
但是曾经成功实施了几十年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了。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不仅仅是坏的方面，有时也有好的方面），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
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及其新成立的阅读服务部的领导下，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了“加强”。审查制度不断壮大丰富，而对出版物的“清理”开始使用新的更具欺骗性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当权者“废除”审查制度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强烈的不满，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作家们会要求（通过“控诉”、请愿和其他民主途径）回到原先有着明确目标和逻辑方法的旧制度。确实，在窘迫经济条件下日益恶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愤怒的文字中。
这就是我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所处的情况。我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4]曼是在纳粹横行的时期写下这些话的，那时纳粹政治家们声称只有散文作家会选择移居他国，诗人不会（诗人是“高尚德国精神”的承载者）。我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与周围和内心的困难斗争着。每天我都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曼在那些恐怖的黑暗岁月里这样写道：“我的道德心和批判力在不断受着煎熬，我越来越难继续小说创作这一崇高的游戏，除非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我的心停止忧虑、感悟和痛苦，不再仇恨和鄙视。”[5]我的“游戏”也是在一个恐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我也强烈地希望摆脱心灵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奇怪的是，在对它的抗拒中，竟然也产生了激励我的力量。我还在写作！我的担忧集中在一点上：我的书决不能被统治制度同化！
我让聋哑人协会组织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精神，并把它放在小说的中心位置，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不是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地下瞎子组织的“社会主义”版本？是的，但还有更多。
我在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1985年春天，我激动地把《黑信封》的数百页痛苦文字汇总起来，因为我的书被列入下个年度的国家出版计划。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试一试。
11月底，出版社还没有从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阅读服务部得到任何答复。12月，答复来了。从编辑尴尬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肯定不乐观。我没有看见审查者的报告。三十多年来，这些报告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既然审查制度已经被“废除”了，那他们就更成为国家机密了。审查者的报告？新审查办公室的报告上没有任何签名，上面只记录着读者的身份证号码——当然，这是为了上级领导使用的方便。这些报告被小心地保管在“真理档案室”里。报告的结果被转达给（我猜想是口头地）出版社社长，作者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机构或（隐形的）审查者进行对话。
终于我收到了毛条校样，内容欠妥的章节和段落上被小心翼翼地做了一些记号，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八十。我决定解读审查者的反对意见，但问题实在太多了，要想把文章做如此之大的变动简直不可能。被指出的问题从个别字眼（“购买食物的队伍”、“告密者”、“肉食”、“寒冷”、“咖啡”、“胸部”、“上帝”、“反犹太”、“独裁者”、“黑暗”、“同性恋”）到整个句子甚至整个段落。我只好放弃：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一个如此顽固而且充满恶意的审查者斗争。那部书稿被搁置在一边，作者和出版社都无能为力。
现在我感受到了写禁书的副作用，这部小说的一些节选本来已经被几家文学杂志选用，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介绍我的文章也被删除。报刊杂志开始回避我这个越来越有嫌疑的名字。
我又重新通读我的毛条校样。我对文章进行“修改”，我这里改掉一段，那里删去一节。但这都是无用功！送“上去”，文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到编辑和作者手上。我想，审查者大概是觉得我的“修改”过于肤浅虚伪。
在这样一个十字关口，作家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是继续一步步顽强地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放弃的前提是心存别的希望：希望政局改变，希望书稿能在国外出版，希望书稿能由子孙后代出版。但是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唯一希望是一个“生物方法”：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在一个戒备森严、任何与外国人的接触都被视为非法的时期，怎么可能把书稿送到国外去？谁又会出版这样一部冗长晦涩的小说，何况又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至于子孙后代，那不仅仅是个未知数，同时还是“国家财产”。你根本无法为这样一部审查办公室（还有安全局）已经了解得太多的文稿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所。有些罗马尼亚人甚至相信，这个黑暗时期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这个恐怖时期（官方媒体称之为“开明时期”）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到浩大的秘密国家图书馆里搜寻被没收的文稿，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安全局的储藏室、保险柜和地下室。
1986年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盆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由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
1986年3月，我收到了审查报告的“工作副本”。我兴奋万分地读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审查报告，每次都只能得到结果——把一些句子和段落从手稿或有关评论文章中删去，就连一本已经付印的书也没有幸免，发行被中断，由于一些文章被从中抽去，整本书的结构必须重新调整。
这份审查报告让我知道，“真理档案室”里的“原始”诉状会是个什么样子。看到这份报告书，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觉得放心。我肯定，早先审查者使用的言辞一定更加微妙。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而这是一份用来帮助我的报告。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欺骗，读者欺骗？编辑欺骗，甚至审查者也欺骗？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艰难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疑虑、恐惧和厌恶，努力寻找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和审查者抗衡。
审查者的报告
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新作以当代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虽然文中特别指出故事发生在1980年（“地震后三年”），但从细节可以判断故事的背景就是近两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日益恶化，同时，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里，又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人们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在报亭等待，在街道和公园里急匆匆地行走，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场所谈论着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一系列场景中展开，文中有大量哲学、历史、道德和文化的注释，还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数据。文中所指这个春天发生的新事件为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划出一条界限。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出现的频率最高：他原来是名教授，现在是一个普通宾馆的接待员，他通晓数门外语，所以他的同事和上司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少年时代的多米尼克聪明有教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作为学生的他彬彬有礼，胆怯而严肃，但现在，他变得缺乏办事能力，心浮气躁，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讨厌所有人，嘲笑所有人，他说话刻薄，着装怪异，他经常夸夸其谈，羞辱他那些没有文化、思想简单的同事。
五十岁的多米尼克内心孤独痛苦，身心疲惫。因为对生活不满和失望，他试图以默然和嘲弄来抗拒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40年其家人一连串不幸遭遇的影响：他们被无辜地卷入一场官司，紧接着他父亲在收到一封军团[6]宣言式的恐吓信后失踪（谋杀或自杀？），家庭破裂（妹妹移民到以色列，哥哥去了阿根廷，母亲在贫困中死去）。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多米尼克正进行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揭开了他的家庭之谜：那封装在黑信封里的恐吓信是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他在战争时期爱上了多米尼克的妹妹，后来在一个聋哑人协会躲藏了将近四十年。不论多米尼克的调查进展如何，他都无法理解过去，无法理解自己的罪恶感以及造成这些罪恶感的原因。通过他的调查，作者警告人们，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一些小事件也会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中心人物是加夫通，一个退休的记者。他是教条主义时期的忠实信徒[7]，现在他通过写匿名请愿书来为他曾经写下的那些“谎言”赎罪。作为一个身处“事件中心”、“直接了解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自愿者编辑”，他希望当权者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揭露“真相”，伸张“正义”。同时，他在图书馆里认真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8]独裁统治时期的报纸，希望写一篇专题研究报告，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愤怒以及战后的热情”。这个人物代表了虚伪人生的另一个版本：由于他是犹太人，他在战争期间改名换姓，随了他妻子的姓氏，那时他的妻弟在铁卫团里供职，战后被通缉。加夫通“不断受到迫害，拒绝迫害别人”。
这两个人物的对手是亚努利，一个典型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出身于希腊一个富裕的家庭，放弃了家庭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在希腊的深山里奋战[9]。战后，他来到罗马尼亚，他自始至终坚持着青年时代的信念，他的真诚的“信念”。由于长期缺乏和人沟通，不能适应罗马尼亚的新环境，远离故乡和家人，又不愿回到一切已经改变的故土，亚努利感觉越来越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一个“边缘人”。现在，妻子背叛了他，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他贫病交困，在孤独中接受着煎熬。
要想理解这本小说，另外两个人物也至关重要。
一个是马尔加医生，他是个心理医生，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总是倾听别人的苦恼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另一个是伊里娜·拉多维奇，作者通过她讨论了爱的问题。伊里娜是个建筑师，能干敏感，她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在大学里的课程不断被中止，她被剥夺了参加期末考试的权利，她经过了两次失败的婚姻。现在她为聋哑人协会的报纸工作，正寻找力量试图从一段无望的爱情中逃出来。她寻找着一种平衡，在书的结尾她似乎找到了这种平衡，但为此她要不断疏远她周围的人，这样的状态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她焦躁不安，远离社会，生活在疑虑和担忧的痛苦之中。
所有这些人物类型其实都可以在敏西尔的小说中找到，他是一个性格怪异的作家，现在正处于绝境之中。他希望找到灵感，希望工作，却又非常孤独，缺乏热情。他痴迷地想写出完全真实的生活和人物，但同时又充满了无助、疑虑和恐惧。书中的人物是敏西尔的“替身”，表达了作者在自己生活中的不同态度、心情和生存状态。小说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敏西尔在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彷徨，记录了他和各种不同人的对话，特别是和托马的谈话（一个难以定义的人物，一个管理者和审查者），还有他对社会、道德、文化和艺术的思考。这些描写的目的是阐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在“对”和“错”之间选择）；真诚而真实地生活，谴责社会、爱情和艺术中存在的虚伪；讨论真与美之间、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
为了阐明某些主题和问题的思想性，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使他们具有融入社会及其生活环境的能力，本书在出版前有必要对结构进行调整。
一些建议：
1.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警告人们，法西斯时期的恶势力在当今社会有复苏的危险，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加明确的解释。
以小说现在的面目，这一警告可以被理解为影射我国目前的情况。加夫通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是为了唤起那些“容易忘却”的人的记忆。他担心“饶恕或淡忘罪恶”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他看穿了那些“掩盖”或“歪曲”自己在法西斯时期所作所为真相的人，觉察到他们的“错误”和“倒退思想”。
小说重复提到，由于在公寓里饲养动物，一个妇女的公寓被抢劫烧毁[10]，媒体对此完全知晓。这样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方却漠然相对毫无作为，小说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在书的结尾处，我们知道受害者维娜拉的整个家庭都葬身在希特勒的焚化炉里。加夫通从当时的报纸上只搜集了那些有关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建立镇压机制的标题，寻找证据证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利于法西斯制度的建立[11]。
小说不断重复多米尼克想象遇见了过去的鬼魂，那些曾经惨遭杀害或者失踪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这样的做法过于片面，因为我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运动[12]，我们有思想民主的知识分子，政府[13]曾采取措施挽救那些被放逐到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民。小说结尾马加医生和亚努利讨论孤独的心理特征，讨论在困境中不同民族人民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这些都削弱了小说的重要性。
本书如果能让书中人物融入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使他们沿着这个方向积极地发展，本书的主题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启示，将会更加丰满充实。
2.本书在描写影响人物命运发展的社会和道德环境时表现得过于片面消极，以下是一些例子：
（1）除了几个孤独无法融入社会的中心人物外，文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小角色：一个缺乏道德准则和良心、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的技术管理人员，在社会等级制度中谋求空间；和他相反的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为了避免同流合污，拒绝了中央政府里的职位，一直在一个地方小企业里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工程师。还有两个没有生活目标的少年，毫无道德心，令人讨厌：其中的男孩话语粗俗，酗酒成性，只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另一个是女孩，在地铁里和酒鬼勾搭上，接受了他的挑逗。
（2）道德水准、人际关系、工作场所的气氛——这些在小说里都是完全负面的。宾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是懒汉、造谣诽谤者、告密者和受贿者，他们为各种大人物安排幽会的房间并以此谋取利益。文中每次提到医生、护士或医院，总会影射某些特别的交易、贿赂和堕落（“一段时间以来，敲竹杠成为这个曾经高尚的职业的一部分”）。
伊里娜在公园里不小心听到的两个官员之间的谈话揭露了工厂里党代表选举是如何操纵的，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
（3）通过书中人物在城市中每日的彷徨以及其他场景，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布加勒斯特现状是完全消极、压抑和丑陋的：又脏又臭的街道、疲倦好斗的人们、拥挤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杂货店门口的长队、泥泞、黑暗……
小说应该在上述各方面以及影响和决定人物精神状态的环境方面进行调整。美丽的春日里，布加勒斯特可以为故事和人物提供一个明媚而充满生机的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小说就会失于片面。建议删去部分章节，删去某些过于嘲弄怪诞的评论，加入一些正面肯定的文字，这样将有利于整本书的平衡和表达。
必须对人物和小说主旨的重要性进行说明。
·多米尼克：他最终必须明白，漠然和虚伪不是解决办法。他必须至少找到一个融入社会的办法（毕竟他是小说的主角）。
·亚努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他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但他的出现带出了很多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孤独心理的问题，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职业革命者的命运问题）。小说应该说明，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被推向社会边缘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问题和新要求。这一点应该明确。小说末尾的对话以及贯穿全文关于亚努利境遇的描写应该调整，因为以小说现在的情况，他的失败可能被理解成影射社会主义斗争的失败，影射革命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敏西尔：他应该把“说教者”的角色发挥得更好，他可以帮助阐明某些理论性辩论以及小说中哲学、社会和道德反思的意义。他应该主张重返自然生活状态，重新营造社会稳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行为方式。
“替代”的主题在无数场合反复出现，这个概念不仅用于书中人物和作者之间，或是人物与现实生活中原型之间的关系，对此应该有更明确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虚伪的生活被错误地延伸到全社会。例如，“在一个充满替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替身，成为另一个人，逃离自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别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对立面”。“什么样的替代物将产生更多的替代物”。“替代物发挥着作用，取代了真理”。
关于当前情况下“恶势力”及某些法西斯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现象的重现。关于小说中的“警告”。
·这个现象不应被理解为单指向我国，如果要保留，应该说明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媒体经常报道西方暴力示威的场景，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等……还有和平游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评论表现出来）。
·文学和书籍不应只关心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例如，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14]是不是要受到究诘？还有拉比·莫西斯[15]？这些都可能引起强烈公愤。）
·加夫通对报纸的研究（特别是1940年）不应局限于关于罗马尼亚的新闻，还应该包括报道罗马尼亚反法西斯运动以及民主知识分子抗议活动的新闻。不应该把卡洛国王甚至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6]
·要注意不要造成罗马尼亚曾经到处是谋杀和放逐的印象（多米尼克不断想起的那一排排死人这一情节应该修改）。我们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是唯一拒绝把犹太人放逐到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国家。[17]
·建议减少对以动物为借口烧毁某个妇女公寓的描写和评论。文章不应暗示执法机关——军队——会容忍或“掩盖”这样的恶行（我们不是联邦德国）。
·修改小说的最后一章，结尾必须修改。不要过于强调孤独综合征和民族主义者的示威，这不是本书要探讨的唯一问题。本书现在的结尾会误导读者，并使读者对象受到限制。（以现在的面目出现，本书只适合少数特殊群体阅读。）书中关于孤独的心理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在任何社会（正常或非正常），外国人都会保留自己的独特的特征，“不应否认这些特征，也不能利用这些特征反对他们”，也就是说，“要接受这些差别”。
·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不会对外国人平等视之。在一些情况下（“动荡、危机、忧虑、无助”），自负、邪恶和愚蠢就会在一些自私的行为和态度中“爆发释放”出来。即使是在日常条件下，一些现象也表明正常的交往是有限的：“你有平等的权利犯错，但不能与错误斗争”；“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告诉周围的人什么是对的，是极为不妥的”；客人“无权过于参与。”……（亚努利在他工作的地方备感屈辱，因为当“他自己”表现出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勇气时，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总的来说，要避免空谈民族问题。我们这里有法律和制度，民族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解决了。
·在讨论把流亡当作“移居”的另外一种形式时也要慎重，小说认为流亡的动机是因为渴望“自由”，寻求变化，摆脱可怕的常规和“束缚”。（“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间接讨论贯穿全文。
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
下列章节和场景应该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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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机和国家元首的描写，与本书探讨的问题无关）。
·（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者的章节）。
·（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
·（聋哑人报纸的摘录；聋哑人协会成立的原则，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他们的法律等）。
·（我们国家对阿拉伯学生的侮辱和偏见）。
·（多米尼克眼中的世界）。
·（宾馆里为大人物“安排”房间）。对医生的片面概括。应该加上一些正面的次要角色（为什么不是重要角色？）。目前只有一个场景是积极正面的：一群幼儿园孩子。即使是他们也被表现得像一群悲伤守旧的机器人（第91页）。
小说的以下部分应做调整：
·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
·（重复提及拥挤的交通系统，“乘客们要么抗争要么接受事实。我们的历史学家教导我们，抗争就是接受事实”）。
·（关于生存条件的评论：“工人阶级除了不幸，其他的一无所有”）。
·（对政治语言的嘲弄）。
·（外国人的行李被盗），（“本世纪的暴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区分），（安全局），（关于狗的法律），（“残疾人年”），（“厌恶历史”），（玩笑、流言）。
读这样的报告我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第一次能够阅读一种我原本只能想象却从来看不见的“文字”吗？是因为它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吗？还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流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传言？我的作家朋友突然莫名地死去，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被搜查，还有一个工程师的日记被偷看，在接受安全局调查的时候惨遭杀害。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出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
在谈话的最后，社长还是表现出了瞬间的坦诚：“你要知道，任何一本书在出版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报告甚至批评，有的时候比你看到的这些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每次都害怕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出版一本书……”
是的，我们都陷于同一困境中：如果不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如果不通过个人关系，什么也做不成，没有一本书可以逃过文字警察的魔爪出版。
和编辑一起，我又开始了迎合审查者的斗争，而内心却充满了不屑。
1986年4月，这本书又一次被转到审查办公室。我知道，这一次会有一个新的审查者来审读我的书。除了打印稿上用铅笔写的新按语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直接的指示（当然是由出版社口头转达的），要求我把有关聋哑人协会的细节删去，要求我修改亚努利这个人物（这个过去的革命者表现得像个聋哑人，在整部小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和小说的结尾（结尾暗示，亚努利和女主角处于自杀的边缘）。这已经是我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终于，最后一个审查者建议出版我的这本书。为了得到最终的批准，审查者要和文化部副部长进行一次半个小时的特殊面谈。这就是“问题”书稿出版必经的程序。
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的夏天面世了。出版社在审查办公室的压力下，要从他们出版的每本书上牟利，他们印刷了两万六千本。在我二十年的作家生涯里，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么惊人的销量。人们很可能因为这本书被审查办公室延搁并且删改而萌生了好奇心。几天之后，这本书就销售一空。我的朋友安慰我，即使是以现在这种“替代品”的版本出现，这本书仍然保留了敏锐的批判和独特的文学性。1986年的秋天，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出现了一些书评，高度赞扬我的小说。1986年的12月，我离开了罗马尼亚。
这份审查报告帮助我让我的书得以出版。审查者帮了忙，好朋友和不知名的敌人帮了忙，而独裁者用含糊政策代替了过去界限分明的老政策，实际上也用他的方式帮了我的忙。
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不可能出版，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新独裁统治下混乱而痛苦的时期（“开明时代”）。在黑暗中，在一个不断改变、可怕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的书挣扎着面世了。
看见新出版的书我高兴吗？它就像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孩子，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但仍然是属于我的。我们挣扎着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像一根牢固而伤痕累累的纽带，把我和我的作品绑在一起。
对这份替代的审查报告也许不需多做评论。鉴于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欺骗性，我也许应该谈一谈我和安全局之间不多的接触。“作家处”一个优雅的年轻人给了我一支剑牌香烟（这种烟在罗马尼亚很少有人抽，它们经常在黑市上被当作一种货币）；他态度礼貌冷静，说话开诚布公。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讨论着……福克纳。我必须承认，他对福克纳非常了解。这证明，最近的几十年里安全局非常成功地雇用了一些最好的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告诉我，他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且都“看懂”了，他这样强调当然不会让我感到高兴。（“你以为，我没有看出十年前你写的那本书里关于皮埃洛·迪·科西莫[18]和‘狂欢节’的影射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安地找着话题。我感到困惑，就像一个聋哑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为什么生活。而他，却是如此轻松、冷静、有礼貌，如此善意而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快要结束这场令人不舒服的谈话时，他不经意地问我是怎样看待文学杂志上那些争论的，对某些“团体”和“思想路线”有何见解，等等。不，他没有强迫，没有质问，也没有逼我坦白：只是一场狡猾的谈话。当我拒绝接受他邀请我再一次“友好的”会面时，他给了我一个嘲讽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要想对这份审查报告做一个深入的评论，我本应该首先评论一下长期以来（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混乱而晦涩的文学作品，但那差不多就需要一本书的篇幅。但是即使是对审查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我也不应该忽略这份报告“宝贵的指示”，它对改正错误的坚定信念以及让迷途者改邪归正的“道德心”。这些奇怪的文章，尽管过于莽撞，有时甚至语无伦次，但还是可以被同化的，精明的审查者—老师这样耐心而乐观地劝导着。教育的目标从来就是这样的，提供建议，批评责备，威胁恫吓，找出错误，给予奖赏。这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在教堂里、在婚姻里、在党内——直到我们死去，也许还要延续到更远。来自权威的“理智建议”满足了众多民众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希望。
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肮脏而沉溺于表现肮脏，它的任务也不是仅仅表现人们的堕落，把白痴作为母亲们的象征，用驼背的傻子代表男人们的力量……艺术应该服务于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鼓励自然和健康的东西。如果艺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用于它身上的钱都是浪费。
这些至真至诚的话不是我的审查者说的（虽然任何一个地方的审查者都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包括我的）；不是引用杰西·赫尔姆斯[19]参议员的话，他一直担心国家对艺术的扶持会让淫秽和亵渎的东西从中获利；也不是已故的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依·霍梅尼说的，他曾经判决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死刑；这也不是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旗被当作展览会进口处的地毯时做出的合理反应。（确实，每个国家的人民从小就知道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可以烧毁或玷污敌国的国旗。）上面的这些话完全可能出自古今很多人之口，但实际上讲这些话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35年9月纽伦堡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发表了上述这些观点。
在我发现了希特勒的这段话之后，由于某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着迷般地不断重复着。从纳粹统治的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是一个“被禁”的人。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噩梦后，紧接着是动荡不定的“缓和期”宣告失败，虽然自由对我来说非常迷茫，我对它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时至今日，我仍然要问，我还可以享受多少自由和权利？
那份审查报告在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痛苦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我重读着小说的原稿，与已经发表的那个替代品进行比较。被制度同化了吗？不，不论是否被删减，是否被更改，“他们”无法同化我的作品：我似乎还是胜利了。
但是经过了增删改易，这本小说是否就能留存下去呢？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国内开始出现赞扬的声音，法国《世界报》也赞扬《黑信封》延续了卡夫卡的传统，但这些都不能减少我重读小说时心中的愤怒。我愤怒，不是因为出版的小说中删去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的负面描写，也不是因为很多章节的语气被“软化”。我愤怒，是因为那些密码式的文字所产生的歪曲作用，这些文字行文混乱，文体浮夸晦涩，通篇缺乏生气，而且表达拐弯抹角。即使我以为我愚弄并且打败了审查办公室的人们，他们还是通过拖延和遥控占了上风。结果，自以为注重艺术性的作家发现，书中的章节字句正是被他用来对付审查办公室（常常是带着胜利感）的那些伎俩糟蹋了。他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作家面对自己尚未完成的大作时感受到的不满，或者，还不止这些……
一个作家朋友1990年1月21日从布加勒斯特写信给我：“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你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这个痛苦的问题让我想起同一时期我遭遇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一个朋友，一个住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在一篇关于战后罗马尼亚文学的文章末尾提出的：“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是要提出的。”[20]
和暴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通过文学的方式。那些曾经付出过代价的人为了适应在民主社会里的生活有时会再一次付出代价，而且是不小的代价。这两种情况说明，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在这个伟大的德国作家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之后，那些流亡的人重新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这会不会在被刚刚解放的东欧人民那里得到再一次的验证呢？
多样的选择、激烈的竞争、困难和危险、市场严酷的规则、冒险的刺激、富有成效的（也许是被夸大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无度和节制——这些只是自由社会的一些方面。
在汲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汲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
于巴德学院
1990年春天
[1]托马斯·曼写给埃瑞克和克劳斯的信，1938年12月，《托马斯·曼书信集1889—1955》，理查德、克拉拉·温斯顿编辑翻译，纽约：艾尔弗莱德·A.诺普特，1971年，第290页。
[2]这是齐奥塞斯库最喜欢用而且被滥用的一个词语。
[3]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终结》（《纽约书评》，1989年6月15日，第6页）中，提莫西·加顿·艾西在写到波兰时，也提到了“当权者”：“几乎没有人可以想象，‘当权者’和‘社会’之间、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够被抹平。”
[4]曼致艾杜亚德·克罗地，1936年2月3日，《书信集》，第247页。
[5]曼致卡尔·克兰伊，1934年8月4日，《书信集》，第247页。
[6]“军团”是指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如铁卫团。
[7]党的政治宣传用这个词来指斯大林时期。
[8]安东内斯库最初和铁卫团密切合作，后来由于铁卫团试图夺权，对其进行镇压。安东内斯库的右翼军事独裁持续到1944年，罗马尼亚签订了停战协定，站到了美英联军一边。
[9]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希腊内战。
[10]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权者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寓里饲养家养动物。
[11]党的宣传部门拒绝承认“二战”前选民倾向右翼和法西斯运动。
[12]党的宣传部门经常夸大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期间（实际上软弱无效）的反法西斯运动。
[13]在最后的十年中，为了赢得西方的同情，党确实努力美化罗马尼亚右派的形象，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人道主义态度。
[14]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均为罗马尼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反犹太的文字。
[15]拉比·莫西斯是最后二十年中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他曾反对频繁发表一些古典及当代罗马尼亚作家的反犹太文章。
[16]卡洛国王二世最初同意和铁卫团结盟，后来镇压了他们的运动。1940年他被迫退位离开了罗马尼亚，把王位让给他的继承人迈克国王（当时只有十九岁）和安东内斯库将军。
[17]党的宣传机构用这个谎言来赢得西方的同情。
[18]意大利著名画家。——中译者注
[19]来自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的著名右派参议员。——中译者注
[20]米尔恰·约尔古列斯库，“诗歌的弹性”，《时代文学增刊》，1990年1月19—25日，第61—62页。
幸运的罪
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
那些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似乎一直都很艰难。当然，如果伊利亚德能够承认他作为思想家和信仰者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反思无疑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
伊利亚德的第四卷《日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卷《日志》，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它的篇幅不长，涉及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结构：每天重要程度不等的事件被简洁地记录下来，这些事往往与他的学术和文学作品、教学、旅行、会议及所接触的人有关。拉里·麦克莫特里对其早期日志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卷：“在他的日志里，没有太多人物，更没有闲言碎语。伊利亚德并没有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太高深了，不屑于记录人物和闲言碎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实在太忙了，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
他的日志甚至还包括一份记事表，正如作者本人承认的，这个记事表每天大致相同，但它也揭示了某些隐秘的忧伤甚至痛苦的时刻。随着年事的增长，伊利亚德有时也会丢开他一贯的谨慎、策略以及客观态度。在1983年11月19日的日志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这些令人不安的话：“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厚重的书，我无力翻找文件夹……为什么要因为这些我一生钟爱的东西而惩罚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我爱的东西惩罚我：书和文字？”[4]总之，他的忧伤是和精力的丧失密切相关的。“和平时一样，我被必须马上做的这些事激怒，并因此而悲伤”。[5]（1979年3月31日）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
伊利亚德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尼亚，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命运。在西方，他反共的立场也许能够使他避免回答那些令人不快的有关他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终于还是来了。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一直深深怀疑的民主社会。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求一个答案。由于他的回答含糊暧昧无法满足要求，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虽然在极权统治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这样的穷追不舍实在令人反感。
伊利亚德最后一卷《日志》萦绕着愤怒的反抗声：“我得知，泽西在他新出版的《右派的文化》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诽谤侮辱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泽西认为我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铁卫团成员等等。也许他还指责我参与布痕瓦尔德的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他是否在他的书里辱骂我并不重要（我不会去读这本书，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回应）。”[17]（1979年6月6日）他的愤怒显而易见，因为他一反冷静的学者口气来反驳一本他未曾读过而且不想去读的书，他还用非常不合适的挖苦口气提到布痕瓦尔德。即使在他重新戴上老于世故的面具之后，我们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圆滑的回答：“巴巴尼格拉告诉我，让-赛尔维埃最近跟他说：他们从以色列得到明确指令，让他们批评攻击我是法西斯分子。巴巴尼格拉说让-赛尔维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无能为力。”[18]（1979年7月4日）
这样的恼怒——表现为讽刺或转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自怜——是否因为他的脆弱、负罪感或是出于远离烦琐问题的愿望？
对于那些在伊利亚德流亡期间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移居者，有着细致的感悟力和程式化的礼貌（一个朋友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着极权思想的人”），那些加在伊利亚德身上的罪名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如果不能证明这些罪名是错误的，那么也很难找到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罪名。在人类愤怒的记忆里，纳粹代表的不仅仅是它的种族思想或好战性，人们记住的是希特勒疯狂宣传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自大的残暴、毁灭性的战争和灭绝营。但是我们应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看待这场人类的悲剧。在一个经济、政治、道德和知识各方面都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纳粹主义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暴力的、“极端的”解决措施。纳粹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意味着焚化炉，它是慢慢地、偷偷地、残酷地演变到了罪恶的顶峰。从表面上来看，在它的另一端是共产主义，它来源于提倡平等和理性的乌托邦式人道主义——这一点区别不应该被忽视，即使是在苏联的劳改系统也不例外。
在我们努力理解那种由于支持纳粹主义而产生的集体罪恶感或个人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从一开始就了解纳粹主义恐怖性质的人。他们在极权统治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前就深知其残暴的性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引用一段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某个人讲的话，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作家，她是一名记者，她清楚地看到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希特勒德国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她的名字叫多萝西·汤普森，是一名美国记者，因为写了反纳粹的文章被逐出德国，她认为纳粹主义“抛弃了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它毁灭了所有原来的标准，狂热地推崇‘意志的力量’，它认同东方那种把死亡当作生命的再生、把死亡的意愿看作是英雄主义的思想，它完全是虚无主义的。纳粹主义认为意志高于理性，思想高于现实，执拗地求助于图腾和禁忌，提倡种族崇拜。它压制并且破坏源于人类经验的常识，它与天底下一切光明的、理性的、实际的、合乎常理的、热爱自由和生命的、符合常规和传统的东西为敌。”
如果伊利亚德能够对多萝西·汤普森关于法西斯哲学和制度的理解做出评价，对我们无疑会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基督教正统派的运动，和基督教的伦理、“东方式”英雄主义色彩的死亡、“意志的力量”以及对首领盲目服从的种族习俗有着特殊的关系。谁能比伊利亚德更有资格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会卷入这场罪恶的运动，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评论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会演变成一个褊狭好战的共产主义者。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在危机时期一个尚无坚固民主基础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混乱状况吗？
伊利亚德总是回避他那段好战的时期，对于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他宁愿选择闪烁其词。（即使是在并无多少争议的领域，如一些有关宗教历史的学术问题，他也是回避直接冲突和公开辩论。）当被指责为“纳粹”或“反犹太分子”时，他对这种把他的一生无情地简单化的致命攻击置之不理。在他的沉默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雄辩和尊严，他的逃避并不仅仅是狡猾，而是一种矜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沉默和逃避中，也有很多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恶行，揭露神秘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理智和勇气，这些极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的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势力既不简单也不直接，它们经常利用人类的脆弱通过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他坦白地承认，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他能这样承认，是因为他本质上的诚实，正是这种诚实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深刻地了解了制度的性质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批评，尽管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鼓舞着我们这个痛苦年代里的所有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人不能扪心自问，别人就会向他提出问题。如果向伊利亚德发问的只是他的“敌人”，我们是否会感到意外？难道他的崇拜者们不更有资格成为他最严厉的判官吗？在1979年7月23日的日志里，伊利亚德再一次提到了泽西：“珀格赫克来看我……他也谈到了意大利针对我的运动，是由泽西发起的。他们的目的：把我从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中清除出去。”[19]
那些敢于诚实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经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暴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痛苦，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在他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纳粹的迷宫》中这样写道：“在思想传统和滥用这些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20]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这个过于绝对的论断，尤其是要怀疑“深渊”这个词的合理性，但是下面这段发人深思的话却应该得到我们密切的关注。
纳粹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也不是因为尼采（他们都是被纳粹主义利用的思想家），甚至不是因为音乐家瓦格纳，这就像苏联的劳改系统并不是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恐怖主义简单化地归因于卢梭。同样，不论贝当主义多么平庸（臭名远扬确实是事实），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莫里斯·巴莱斯和保尔·克洛岱尔。唯一应该谴责的是那种有意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思想，这些人躲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并且从中获利：如纳粹主义登台后前十个月的海德格尔、德军占领期间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还有很多别的人，那个时期的，或者是之后的（还有别处的）。[21]
“还有很多别的人……还有别处的。”确实，罗马尼亚的纳粹，虽然可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纳粹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特征还是相同的，正如威廉·赖希所说的，是“叛逆情绪和反动社会思想的混合物”[22]。
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好战思潮导致了铁卫团的产生（以及前后各种不同的变体），这些思想早在一战结束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出现的混乱状况中初见端倪了（那时人们还是满心欣喜）。那时，大罗马尼亚建立，把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等新省份添加进来，这不仅带来了大批占这些省份主要人口的罗马尼亚人，也带来了可观的少数民族人口（匈牙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所以，是胜利把古老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变成了充满暴力、狂热而且不幸一度非常成功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德国那种失败后的挫折感，也不是意大利那种灰心丧气的惰性。疯狂反对犹太人的罗马尼亚纳粹以“基督教”和“道德”的名义，利用脆弱的、具有煽动性的议会民主，希望从农民们那里获得选举的支持。这些农民们在罗马尼亚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被忽视，尝尽了失败的滋味。这场运动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完全吻合：寻找身份（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和制造神话（在罗马尼亚，指的就是把纯粹的理想、乌托邦式的同志关系等作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这些口号也为罗马尼亚人提供了寻找身份的机制。[23]今天我们把这些称为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基督教正统派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崇尚死亡和基督教的牺牲，疯狂排斥一切“外国人”，美化田园生活，拒绝民主、个性和现代的西方文明。
上述的这些思想在保守的罗马尼亚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罗马尼亚作家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和哲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罗马尼亚文化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民族诗人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尼库莱·约尔加、奥克塔维恩·高加以及最近的伊利亚德和诺怡卡，都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运动的旗手。他们的政治性文字没有直接引导他们的读者进行种族屠杀，但他们某些文章中充满仇恨的语言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程度。
伊利亚德在1984年3月5—8日的日志中提到，“麦克·瑞克兹来了三天了……有两个晚上我们一起用餐，他一直问我问题。他对某些阶段还不完全了解：例如，关于我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的‘纳粹罪名’（反犹太主义）。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年间的某些文章、对话和事件。”[24]瑞克兹是伊利亚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用厚厚的两大本书深入地记载了导师的生平资料。
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罗马尼亚拜占庭式政治氛围的意义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民族主义，针对当前混合民族以及身份危机的问题，瑞克兹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得出的材料，并且提供了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他详细地列出了与伊利亚德毫无关系的铁卫团暴行或疯狂的镇压策略，最后，瑞克兹接受了一个从他研究的资料中揭示出来的事实：“铁卫团的很多思想与伊利亚德长期以来提倡的思想非常接近。”[25]“他最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使命，他发现铁卫团的纲领体现了这样的使命。”[26]“很多年以来伊利亚德只是把铁卫团看作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团体，但现在他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忽视了铁卫团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陷。”[27]“伊利亚德认为铁卫团创造了‘新贵族’。”[28]“伊利亚德否认自己曾经写过那篇署着他名字的支持铁卫团的长篇大论……事实上，那篇匿名的文章里没有包含任何伊利亚德当时可能会不赞成的观点，和他近年来写的文章非常相近……毫无疑问，他确实希望并且相信铁卫团运动能够胜利。”[29]最后，瑞克兹总结了伊利亚德的观点：
“民主无法在人们心中燃起狂热民族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稳健、乐观的民族，让他们心里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种舶来品，民主关心的问题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国情：如个人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政治意识的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伊利亚德认为这些都不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根本问题。”[30]
瑞克兹还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伊利亚德在报刊文章里的一些重要片段：
“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成了强国：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和墨索里尼。”[31]“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们不知道废除民主之后罗马尼亚会怎样。如果通过废除民主，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强大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命运，那么历史是会记住这一壮举的。”[32]“铁卫团成员是一种新生的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意志，了解自己的命运。纪律和服从使他们拥有一种新的尊严，他们对自己、领袖和这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充满无穷的信心。”[33]“人们的心中充满了革命的冲动，他们等待行动的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几千年。这就是人子降生的使命：教会我们进行永恒的斗争。”[34]
伊利亚德当时在罗马尼亚报刊发表的其他文章本也应该包括在内，例如下面这段：
为了有着千年历史并将生生不息的罗马尼亚，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社会改革，每个外族肆扰的角落都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殖民地，所有的叛徒都应受到惩罚，我们民族的神话将传遍全国的每寸土地，我们的力量将延伸到国土之外。[35]
还有下面这段：
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匈牙利人（他们是继保加利亚人之后这些地球上最最愚蠢的人）折磨和侮辱的人身上，从那些英勇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它像一只暴怒的雄师，目空一切，时刻武装着，充满了力量和仇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36]
还有一些文章中写到了弱小、腐败、幼稚的罗马尼亚民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犹太人遍布马拉暮莱斯和布科维纳的每个村落，并在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市里占据了人口的绝对优势”[37]）。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字，有的甚至更加荒唐令人生厌。这些文字今天在我们看来幼稚得可笑而且过于具有侵略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简单化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寻找一种速效措施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在那时显然是合法的。正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他们关于纳粹的文章中提到的，极端主义运动在危机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之前那些混乱而压抑的日子里，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极端主义的冲动不幸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罗马尼亚有着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极端主义植根，在这里，脆弱的民主由于内部纷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在这个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上，身份危机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轻易认同也为新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罗马尼亚及国外的许多评论家一直强调伊利亚德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他文章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神秘的模棱两可、他那神奇的幻想、他如谜般的现实生活、他文字里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和梦幻般的激情。
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干系，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文学必须首先达到一定审美标准，就像学术作品要达到学术标准一样。在最近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文章里，丹尼斯·唐纳休这样写道：“如果因为德·曼战争期间的那些日志而连累了解构主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话要说回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不应该一直逃避良心的拷问，它们要经得起道德的检验，模棱两可的话语和狭隘的、传统的日常记录都会削弱这类文字的力量。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鲁西安·瑞库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本日志“出于过分的个人尊严或谦虚，或是作者试图在道义上使自己合法化，或为了其他任何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隐藏了太多东西，那么它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伊利亚德的小说和他的报刊文章风格截然相反，这就像作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伊利亚德和晚年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伊利亚德之间截然不同一样。朋友们都记得，在他美国那个温馨的家里，伊利亚德对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同事和熟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热情和友善。他对东方精神价值的忠诚以及他对西方越来越深刻的怀疑，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坦诚的对话或影响他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没有人能感觉到，也许伊利亚德本人也在努力忘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他生命中的耻辱。他日志里始终回避的那些问题也因此一直困扰着他的读者。
和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如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和约尔加，伊利亚德“得天独厚地”见证了二战期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怖的右翼和左翼独裁统治的危险行径。伊利亚德的大半生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知道，尽管民主制度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绝对是唯一允许右派和左派进行对话的制度，甚至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常常会充满同情地看待某个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也希望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种矛盾，但不幸的是，我们找到的是令人吃惊的始终如一。他的“幸运的罪”不仅仅是他对艾奈斯库的崇拜。
我们很难理解伊利亚德的“幸运的罪”，更难理解的是他自传里的这段话：“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判科德雷亚努。我只知道，在铁卫团运动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四个月后，它的首领被判十年苦役，五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些事情都使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没有政治前途。”[38]科德雷亚努是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中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他强烈地反对犹太人和民主，他被控犯下了谋杀罪及推行政治恐怖主义。然而，二战爆发四十年之后，伊利亚德似乎还不知晓历史对科德雷亚努的审判，仍然沉迷于科德雷亚努的选举“成功”。伊利亚德没有提到这个“烈士”犯下的谋杀罪，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那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一代”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他对科德雷亚努的部下也是同样的态度，例如像伊翁·莫塔和瓦西里·马林这样在1937年1月和佛朗哥的部队作战时死去的“烈士”。当时伊利亚德对他们的死大书特书，并把他们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39]
随着年事渐高，伊利亚德慢慢适应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环境，虽然我们很难说他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立场，但也许他不再激进地反对民主。西摩·凯恩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伊利亚德的自传里，他从未摒弃过铁卫团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不把铁卫团的衰落和失败看作一件好事，反而视之为罗马尼亚的悲剧，是政治幼稚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更像那些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在形式上划清了界限，但内心却从未否定过他们曾经倾注了整个青春热情的思想。[40]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
右派并不比左派聪明，他们既没有从自己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吸取敌人的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瑟琳·维达里曾提及，据康斯坦丁·诺怡卡[41]透露，远在美国的伊利亚德曾鼓励爱德加·帕普在罗马尼亚开展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辩论。[42]帕普教授是另一个杰出罗马尼亚人的悲剧，他学养深厚，但不幸地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搅和在一起。这场辩论的初衷是要强调罗马尼亚对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但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思想讨伐（我曾经在当时发表在罗马尼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43]），这和斯大林时期要求苏联媒体不断发掘苏联文化超越西方文化的新证据非常接近。这场扭曲了罗马尼亚文化界的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最终导致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对知识分子最险恶的操纵和恐吓。政治阴谋家们很快在伊利亚德的思想和他们的眼前利益之间架起了桥梁，考虑到伊利亚德过去的类似经历，他的这次似乎并不经意的举动也难逃罪责。
伊利亚德在他的第四卷《日志》及前几卷的《日志》里提到，他不但被控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罪名，而且还被指责“反犹太”。事实可以证明，尤其是在早期，伊利亚德和某些犹太知识分子关系甚密，而和铁卫团的罪恶行径却毫无瓜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日志里，有很多地方表明他和铁卫团的思想完全一致。
伊利亚德日志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匈牙利和反斯拉夫，而不是反犹太人——这根本不是他赞成的，而是他反对的。
只有作者才能揭开自己的谜底，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杰出的学者会这样强烈地排斥异族，特别是他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就远涉重洋到印度求学、欣然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人。
伊利亚德对自己那段奇怪而声名狼藉的历史始终保持沉默，除了表示遗憾，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希望，他的朋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发表的日志将填补某些空白。和我一样，任何一个读过塞巴斯蒂安日志的人都会知道，这本日志对了解一个大屠杀前的罗马尼亚和东欧至关重要。塞巴斯蒂安敏锐清醒但也令人忧伤的智慧照亮了人类那段充满仇恨和堕落的悲惨一幕。
在日常生活中，“极权”制度，都远比这些名称传达的东西更为复杂。在现实中，这些名称，有时甚至是这些名称依托的基础都更为复杂。诚实和良心要求那些坚持所谓战后“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抛开简单化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不但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这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演讲和令人陶醉的爱情一样困难，这些是他们幸运的罪，他们只在自己灾难性的罪行被公之于众之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纳粹和反犹太是一些可怕字眼。
伊利亚德的最后一卷《日志》缺少这类作品应有的深刻反思。有的时候，这个缺陷是由于他渐高的年事造成的，他的语气变得像个君王而不是教授（例如那些长长的会议、宴会、观众名单以及那些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恋口气（例如，他炮制了一封芝加哥大学校长宣布让默塞·伊利亚德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的信），这些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有些幼稚。
对伊利亚德充满争议的生平进行诚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出版他日志的充分理由，这对罗马尼亚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伊利亚德的作品在战后几十年里一度被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齐奥塞斯库的“民族斯大林主义”政权努力想获得铁卫团曾经拥有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领导人对于他们过去敌人的政治倾向仍然耿耿于怀。我们且以高古·拉杜莱斯库为例。1937年，当得知左翼学生拉杜莱斯库被扣留在铁卫团总部并且被他们用湿绳子鞭打的时候，伊利亚德不仅对这种野蛮的惩罚表示满意，而且还说他要把拉杜莱斯库的眼睛抠出来。[44]在考虑伊利亚德的书是否能出版时，拉杜莱斯库正担任着国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不管怎么样，伊利亚德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重新发行，他的一些学术作品也逐渐出版了。有趣的是，同时也是最能代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模糊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大张旗鼓宣传无神论的时代，尽管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存在非议，他的《宗教思想史》还是被发行给了少数一些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官员。
伊利亚德开始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见各种人，这里面不仅有罗马尼亚作家，还有罗马尼亚的“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代表。[45]他在日志里提到这些会面的时候时常会使用一些符号，这在一个一直喜欢魔术和宗教仪式的人身上是很可理解的。例如，在写到把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给罗马尼亚时，他提到了罗马尼亚大使默塞·马尼塔、罗马尼亚大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基·佛莱斯库、佛莱斯库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阿德里安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个在罗马尼亚联合会（这是罗马尼亚政府与海外侨民保持“文化接触”的组织）的协助下，帮助伊利亚德的妹妹从他们父母的家里找回圣像的人在他的日志里只是用名字的首字母V.C.来表示。难道这是为了保护那个冒此“非法”之险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给出其名字的首字母呢？罗马尼亚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出这是弗吉尔·坎迪（Virgil Candea）的名字，他是罗马尼亚联合会里的“党代表”，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官方的“文化间谍”，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曾被逼完成过几次秘密的使命。
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在罗马尼亚是个禁区，但他的作品却受到广泛尊重，他独特的性格使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上，并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他的名字也被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用在一些受到政府保护和鼓励的杂志上。
1982年，这是齐奥塞斯库左翼—右翼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依菲琴尼亚》。伊利亚德的这出戏于1941年（另一个法西斯猖獗的黑暗之年）首次上演，1951年再次由一个移居阿根廷的右翼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上演。[46]毫无疑问，就像1941年一样，剧场外的紧张局势和观众的情绪——恐惧、厌恶、疲倦和绝望，不幸地和剧情交织在一起，演出变成了一首歌颂为光辉“事业”而死的赞歌，一种快乐的、超越一切的牺牲。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日志里有关1941年这场演出的一句话：“喊叫着的声音，情绪激昂的手势……”[47]
在罗马尼亚，经过了五十年左派和右派的独裁统治，有关伊利亚德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一篇流传到西方的文章里，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丹·佩特里斯库写道：“西方开始了揭开默塞·伊利亚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与极端右翼关系之谜的运动。这至少会提高其书的畅销度，就像海德格尔的遭遇一样。”[48]
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伊利亚德的作品是否畅销，也不是他在西方是否知名，他那长长的作品清单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问题早就该在罗马尼亚进行讨论了，这对于罗马尼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在后齐奥塞斯库时代，我们还是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足够客观的氛围让这样的讨论得以展开。
佩特里斯库接着写道：“如果某一天，人们开始讨论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当今绝对算不上左倾的政权之间进行勾结的事实，我们就有希望了！”他说得没错，不仅齐奥塞斯库政权不是左倾的，那四百万根本不能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左倾的，在罗马尼亚，政治的风向标仍然向右倾斜。佩特里斯库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现在这出戏上演了，而且更加光怪陆离。每个人都在叫喊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痛苦。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过去为独裁统治效力的“知识分子”……民主进程中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身份危机和对某种思想的轻易认同再一次共同延续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局。
多么糟糕的一出戏！在新机会主义的潮流里，揭露真相的运动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可笑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和那场悲剧有任何干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现象。齐奥塞斯库倒台不到两个月，年轻勇敢的评论家丹·米哈伊列斯库在文学评论杂志《罗马尼亚文学》里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几十年以来，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的眼光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坚决而谨慎地抛开这些偏见。在伊利亚德头上、在1927年的那整整一代人头上，笼罩着右翼铁卫团的乌云。现在是我们奋力和这些乌云斗争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些乌云（从逻辑和实践上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暂时把它拨开，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对于30年代，不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缺乏正确而全面的了解……
他建议人们对伊利亚德的作品和人品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要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他非常公正而清醒地补充说，“和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伊利亚德只能属于他那个时代。”[49]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分析铁卫团时期和共产党时期了。如果今天的罗马尼亚可以公开地谈论米哈伊尔·索陀威奴、乔治·卡林内斯库、帝舵·阿吉兹和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这些伟大的作家以及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所做的妥协（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不容反对的独裁政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析一下伊利亚德和其他作家、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参加右翼运动（“幸运的罪”）产生的后果呢？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已经不再形成威胁的罗马尼亚来说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罗马尼亚真正的威胁。齐奥塞斯库的斯大林主义渐渐演变成了伪装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根本不可能妥协，他们真正的动机不是思想上的，而是行动上的。
后极权主义时代出现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写的《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50]他精当地分析了米哈伊·艾米内斯库思想在上个世纪对罗马尼亚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应该冷静、批判地看待“历史的破坏”、对西方民主和现代性的排斥以及体现在帕尔旺、高加、哈什迭乌、约尔加、瓦尔卡内斯库、伊利亚德和诺怡卡等人哲学中的民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思想。内莫阿努特别指出，在罗马尼亚，“哲学讨论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非常可怕，有时会成为民族主义的右派，有时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左派，或者甚至成为轻浮贪婪的中间派。”内莫阿努接着写道，“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拜占庭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它们都强调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只能导致停滞不前，所以他呼吁“告别艾米内斯库”，“告别后艾米内斯库主义”，对于社会变革要采取一种现实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我们希望有益的呼吁会产生积极的回应。不论右派伪装成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或是爆发为残酷的民族主义运动，极权主义左派的倒台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是前车之鉴。
代表罗马尼亚的不仅仅是齐奥塞斯库或科德雷亚努，更不是铁卫团的绿衣恐怖主义分子或是穿着制服的安全局工作人员。罗马尼亚同样有着民主思想的传统，尽管这样的传统几十年来被右翼或左翼独裁者的统治削弱窒息了。在罗马尼亚，人们有着一种罗马尼亚式的幽默、罗马尼亚式的常理，还有一种和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深厚联系。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罗马尼亚式的矛盾和暧昧，但这并没有一直对它的命运造成危害。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事实，在一个有着反犹太传统的国家里，二战期间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生存了下来。
希望不可能依存于矛盾和暧昧中，而是存在于未来，一个坚定而明确地迈向文明社会的未来。
巴德学院
1990年9月
后记
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很多被公之于世的丑闻证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报纸上，默塞·伊利亚德、艾奈斯库和其他右翼罗马尼亚思想家被视为典范。如果这还不够令人震惊，那么官方为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恢复名誉则足以骇人听闻了。
和这些丑闻相对的是，一些民主报刊对右翼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德鲁·乔治名为《白色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在这个令人悲伤的转折点，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希望，甚至幻想，如果伊利亚德活着并知道这些事情，他会选择和天使站在一边，献身于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于巴德学院
1991年7月
[1]要想准确地描述艾奈斯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艾奈斯库时期美国学者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和目前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对他的概括结合起来。“艾内斯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但他的理论和活动使他被归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反民主哲学和运动之流，即人们所通称的法西斯主义。”（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1907—1945》第一卷［波德：东欧季刊，1988］，第114页。）“艾奈斯库是一个二流的但非常活跃的苏格拉底式思想家，他倡导一种生机论的存在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与从东正教里借用的概念非常吻合），宣扬口头魅力相对于书面哲学交流的优越性，积极从事政治新闻报道，最后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的狂热支持者。”（维吉尔·内莫阿努，“米哈伊·索拉和罗马尼亚哲学的传统”，《玄学评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第42卷［1990年3月］，第596页。）在铁卫团犯下的众多罪行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们1941年1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屠宰场对两百名犹太人的屠杀，其中包括儿童（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手唱着基督教圣歌），这样残忍的行为即使是在大屠杀的历史上也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安东内斯库，他们原先的同盟者，后来解散了铁卫团，但是在他的军事独裁下，反犹太人的谋杀并没有停止。例如1941年6月雅西的大屠杀，当时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害，另外数千犹太人被关在“死亡列车”上窒息而死。1941年和1942年，罗马尼亚东北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被驱逐到乌克兰西部的灭绝集中营，这个地区当时被与希特勒德国结为同盟的罗马尼亚军队占领。
[2]科德雷亚努（1899—1938），反犹分子，极右鼓动家，铁卫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38年成为卡洛二世国王的阶下囚，“因企图逃跑”被处以绞刑并射杀。
[3]默塞·伊利亚德，《日志4：1979—1985》，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
[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5页。
[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0页。
[6]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49页。
[7]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53页。
[8]在公众心目中，“罗马尼亚主义”是一个与极右政治哲学和纲领相关的名称。所有极右党派——库扎民族主义、铁卫团等都在他们的宣传中借助它的名义。在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思想、限制少数民族的政策、反共产主义以及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戴。伊利亚德相信，他在那些他崇拜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如克戈尔尼兹努、艾米内斯库和哈什迭乌等人作品中找到的那些文字最初表达了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但却被20世纪的政治党派贬低了价值”（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4页）。
[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1]“已故的著名共产主义诗人M.R.帕拉奇维斯库（1911—1971）认为《恶棍》（伊利亚德的小说——注）是在‘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他发现小说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明显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33页）瑞克兹还引用了康斯坦丁诺维奇（第1034页）、安德列·塞布莱斯库（第694、894页）、帕拉奇维斯库（第895—897页）和亚历山大·萨黑（第694、1334页）。读者也应该记住帕特拉斯卡努在《三种独裁统治之下》中的观点（布加勒斯特，1970，第54页）。1971年，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内斯库称伊利亚德为铁卫团的“意识形态旗手”（《历史杂志》，布加勒斯特，1971年1月，第75页）。
[12]默塞·伊利亚德，《伊翁·莫塔和瓦西尔·马林》，布加勒斯特，1937年1月24日；默塞·伊利亚德，《关于一个誓言的评论》，布加勒斯特，1937年2月21日。
[13]默塞·伊利亚德，《萨拉查和葡萄牙革命》（布加勒斯特：1942年）。
[14]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897页。
[15]“铁卫团的试验和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并最终成为共产党获得灵感的合法源泉。铁卫团在30年代广泛使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套语重返舞台……铁卫团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颂扬民族革命和极权国家、盲目服从最亲爱的“领袖”、诅咒民主制度、反对批评和自由的言论、镇压知识界的自由思想”（伊丽娜·乌兰塞，《陷阱》，联邦德国，戴尔特曾巴奇，1989年9月，第19页）。
[16]“两次战争间歇的那些年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提倡思想自由，反对阴谋破坏，他们那种激进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独裁统治的真正敌人和主要威胁，而极端右翼提倡阴谋破坏和盲目的集体服从，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个人，他们才是独裁统治最大的同盟。”（乌兰塞，《陷阱》，第23页）。
[17]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7页。
[18]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0页。
[19]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2页。
[20]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3页。
[21]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5页。
[22]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1970），第14页。
[23]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第296页。
[2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9页。
[25]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0页。
[2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4页。
[27]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5页。
[28]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6页。
[2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9页。
[3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0页。
[31]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2]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3]伊利亚德，《新铁卫团贵族》，布加勒斯特，1938年1月23日。
[34]伊利亚德，《几句大话》，布加勒斯特，1934年6月10日。
[35]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36]伊利亚德，《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赞歌》，1936年11月29日。
[37]伊利亚德，《盲目的舵手》，布加勒斯特，1937年9月19日。
[38]伊利亚德，《自传》，第二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9]伊利亚德，《自传》，第65页。瑞克兹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哈达恩达，人们每年都在这两个铁卫团典范人物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1985年，在他们去世48年的忌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铁卫团成员和其他13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399页。
[40]西摩·凯恩，《默塞·伊利亚德、铁卫团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中流》，1989年11月。
[41]“《晨星》的评论家亚瑟·席维斯崔……成为一个狂热的罗马尼亚文化主义论者，用他的笔声讨那些移居巴黎和慕尼黑的‘叛徒’，对这些‘伪文化’的宣传者所代表的文化深表怀疑，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文化权威性，把他们作为‘文化恐怖主义者’和叛徒划为异类……但对另外某些移居国外的作家，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特征，‘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产生于我们当中的作品……’这些被刮目相看的作家中最瞩目的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默塞·伊利亚德，他不仅以他的聪明才智著称，而且也因为他与前共产党时期右翼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广为人知，据伊利亚德的好朋友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怡卡告诉我，他还鼓励帕普大胆推行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反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把席维斯崔当作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的直接代言人，因为他的文章里透露了只有情报机构才可能接触的信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塔的确切位置等），并且经常提到出版物中通常不会出现的移居海外的作家名字。”［黑体字用于强调——作者注。］（凯瑟琳·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的身份和文化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5章，第47页］）
[42]“1974年，罗马尼亚文化刊物《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年过花甲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加·帕普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认为，和原来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罗马尼亚的民族文学传统不是依靠对西方文学的模仿，而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罗马尼亚的文学创作常常领先于西方的发展（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虽然这样的成就因为在国外鲜为人知而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最初讨论建立、传播和丰富文学价值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变成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爱国主义、背叛和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参加了罗马尼亚文化中心论的讨论，他声称，早在苏联和匈牙利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建立合资企业的想法。”（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的章节）
[43]诺曼·马内阿，《紧急求助》，布加勒斯特，1980。
[44]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以色列，1972年1—3月；瑞克兹在其专题研究报告中引用的节选。
[4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48、77、80、81、86页。
[4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
[47]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
[48]丹·佩特里斯库、利维·坎吉奥坡，《你还能说什么？一个被占领国里的自由对话》，1990年2月，外交政策研究所，费城，第213页。
[49]丹·米哈伊列斯库，《“美国制造的”默塞·伊利亚德》，《罗马尼亚文学》，1990年2月15日。
[50]维吉尔·内莫阿努，《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1990年5月，第14—18页。
一个访谈的故事
1985年的某个夏日，我接到安全局一位官员的电话，他自称是内务部的负责人，希望能见见我。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暗示道，会面是为了“某个申请……”
他允许我选择会面地点，我建议就在我的住所，这是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启发下做的决定。最近，他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会面”，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当然会比在“客人”可能提议的任何地方更为自信。我幼稚地认为，从一开始，我就赢得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会面定在第二天早晨九点。
几个月以前，我申请了去法国和德国旅行的护照，我想他指的就是那份申请。我1979年的第一次西欧之行是在经过了无数次拒绝之后才获批准的，那时我四十三岁，那次西方之行充满了未知数，无望的归途让我不安，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我决定不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知道在几个星期的喜悦之后，我会再一次陷入长长的冷漠和精神紧张状态。整整六年里，我没有再申请另一份护照。但到了1985年，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我急切地想逃出我的囚笼，不管时间多么短暂。
打完那个让我不安的电话之后，我努力安慰自己：如果那个安全局官员确实是来讨论我的旅游申请的，那么明天早晨的会面就只是一个程序，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我的护照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对安全局的恐惧有着特殊的原因，除了和每个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集中营的人一样总是心存紧张情绪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职业和民族背景使我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况。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成为告密者，他的唯一责任就是监督揭发我。我记得那个潮湿、烟雾弥漫的秋天夜晚，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我，提议我们出去走走。从他的声音我根本猜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刚刚和安全局的人见过面，他们没有费太多口舌，他们只是暗示说，他可能会失去那份收入一般的工作，无法赡养他那生病的父亲。于是，他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我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
我无法忘却那种包围着我们两个人的焦虑和恐惧，还有我心中混杂的奇怪情绪，一方面他让我感到疏远；另一方面，他又让我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之间的见面越来越频繁，我对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几乎着迷。他告诉我他与联系人之间的会面，他向我描述他们见面时的破旧房子，审问者的外貌和反应，我不断地要求他对一些他已经回答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为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多次谈话中）。我越来越希望见到他，希望了解他每次见面的细节，然而我越来越不愿意告诉他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变得越来越多疑，我对他总是很及时的汇报渐渐失去了信任，我开始认为，他向我隐瞒了某些东西，为了保护我——还有他自己。我的生活平淡无奇，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会面和严密的监督。我那普通不过的家庭、朋友、工作、海外关系、收入、健康、书籍甚至女人哪需要这么多时间去谈论？
在扮演了那个可怕角色两年后，我的朋友离开了罗马尼亚移居他国。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是谁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定有人代替了他，也许是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
见面前的那个晚上，混乱的记忆和疑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们知道多少？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回忆和朋友的每一次谈话、那些已经淡忘的事情、那些可能被“他们”利用的书信、电话或秘密。
九点不到，我开始竖起耳朵听电梯的声音，但是没有一点动静。九点整，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个棕色头发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面前，他穿着灰色西装和蓝色衬衫，打着领带。显然他是爬楼梯上来的。根据我原先想好的，我请他出示证件。他目光犀利地看了我一眼，对着我居高临下地笑了笑。他晃了晃他的证件，还没来得及让我看一眼上面的名字或照片，就又迅速地放回了口袋。
他已经在房间里了。他环视着书架、书桌，还有穿着汗衫和牛仔裤的满面倦容的主人。
“您有针线吗？”
我们对手戏的第一幕已经很不同寻常了：被审者严肃地要求审查者出示证件，但是还没等他扶正鼻翼上的眼镜，对方已经“唰”的一下把证件放好了，像变魔术一样。第二幕更有意思：我们活脱脱就是那出法国戏里的两个角色——又矮又胖的帕塔熊和又高又瘦的帕特。瞧瞧帕塔熊，穿着拖鞋，身体臃肿，是猎物；再看看帕特，幽雅的猎手——这是猎手队伍里的新生力量，数量稀少。一走进房间，他就看着那个面色苍白、有些古怪的老先生，非常和蔼地说：“您知道吗？您很像我父亲……”猎手巧妙地装作没有看见猎物的恐慌，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书架。我没有动。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裤子上的一个扣子掉了。”他把扣子给我看，又指了指扣眼，那里确实少了一粒扣子。是不是他为了能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一会儿故意把扣子扯下来的？他怎么知道客厅里没有针线，需要离开客厅去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在客厅里安放一个窃听器来代替我那个已经离岗的朋友吗？我已经掉进了他们喜欢的那个陷阱——妄想症。如果他们真的想安装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做。我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把闹剧演下去？翻筋斗或走钢丝？我用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来回应他孩子气的微笑。我们都很有教养地笑着，两个人都表现出虚伪的热情。
我在卧室里慢慢地找着针线盒，最后，像剧本所写的那样，我把针线盒递给他，让他挑选毒针和魔线。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缝扣子，而我，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这出小戏在我们的合作下慢慢地展开了。
“您还生气吗？”他温和地问道。
这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回答，等着他缝好扣子，看看他能不能问得具体些。
“几年前的那次访谈，那次给您带来麻烦的访谈。您还生气吗？”
不，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我前一个晚上想象的剧情里不包括这一幕。我本应该慎重地想一想怎么回答，但是我脱口而出：“是的，非常生气。”
我并没有准备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在他提到的那次访谈里，我说过，我们不应该严肃地对待官僚，那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但是，我忍不住地想做出反击，我没有忘记那件事，那些监视我、在舞台侧面导演这出戏的人显然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1981年的夏天，就在最后一届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不久，我接受了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采访。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他一切官方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那些发言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为了防止留下任何“证据”，代表们不能带录音机进入会议厅。整整三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陈设精美的大厅里，我们被允许畅所欲言，监察组记下那些最大胆者的名字，为国家安全局记录下所有一切：幼稚的口号、笑声和口哨声、激动、鲁莽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相聚带来的难忘快乐时光。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
那个官方民族主义派系的文学专栏作家写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对于这个评论家来说，他这点虚伪的谦虚真够奇怪的，他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在被我称为“杀手队”的队伍形成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我的名字，并把我列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虽然那时我只出版了两本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在那场造谣中伤运动的早期，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利用我写的“一个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新的亚历山德鲁·托马”大泄私愤，他写道：“一直到目前为止，诺曼·马内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作品也一样。”多年之后，一个和布加勒斯特文学圈关系密切的作家告诉我，那个“宫廷诗人”至少对我的一部小说非常熟悉，他在里面对号入座地认出了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小角色，和他确实非常相像。
那场运动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他们匆匆捏造出这些自相矛盾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抗议这个国家的第一机构支持和资助这些残暴的笔伐。
我和国家安全局那位官员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如果您还在生气，这说明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这场猫鼠之战中，我年轻的对手一直穷追不舍，已经从扣子插曲进入了热烈的尾声。
“‘他们’是谁？”我问他。
“那些攻击你的人。”他非常符合逻辑地回答我。
我非常幼稚地又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我不是生他们的气。攻击我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工作。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回应。我写信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他们从来不理会我，而法律要求他们应该在六天内回复人民的来信。”
那个聪明的官员笑了，“那种打印信件？你会满足于一封打印信件？”显然他很了解国家安全局那一套。其实他也承认，即使是收到一封千篇一律的打印信件，人民也应该感到心满意足。
“我没有那么傻，我根本没有指望收到别的东西。我要的是公正，或者说是在等待他们的道歉。天知道，是的，我等的就是打印信件！‘你的编号为××的挂号信已于某月某日收悉，我们将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就这些，就这些！”我站起来，情绪很激动。我的客人再一次笑了。打印信件根本没有意义，一封具体有针对性的回复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封回复在哪里？被激怒的受害者咆哮着，然后崩溃在野兽的面前。可是，我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的反应也都是情之所至。
悬念让房间的空气战栗起来，在长时间的紧张等待之后，那个官员重新戴上面具，非常庄严地说：“您得到了这个国家最高统帅的回复。我们的总统、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最近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强烈地谴责了民族主义。”
哦，是的，当然，最高统帅！
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猫和老鼠都不敢笑也不敢开玩笑，我们都静默着、思索着，仿佛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过了一会儿，老鼠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如果最高统帅……如果伟大的……那，为什么……为什么？
“那，为什么那些民族主义的、反知识分子的、反犹太和反西方的文章还在印行？”我问道，没有一丝笑容。
汤姆猫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一个退休的警察。他仍然沉默着，等待着，等着小丑被压迫者的仁慈感动，感动的泪水冲坏他脸上的妆容。
那位官员来自少数民族部。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本是一种侮辱，但是想到上次文学部那个更加阴险狡诈的官员，我就不这样想了，上次那个人冷漠奸猾的样子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显然，在我那次让国家安全局惊恐万分的访谈里，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我提到的独裁政党的沙文主义，那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地抗议《理想》，一篇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新法西斯社论。
迈出那一步实在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整个民族都陷于贫困、道德沦丧和恐怖之中，单单把民族主义作为批评的靶子似乎“欠妥”。最后，我决定不再沉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做法证明灾难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我本希望有别人能对那篇文章进行反击，而不是我这样一个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
那位官员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回忆。我很容易地回想起了《理想》里那些语气强硬无耻的句子：“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把“大多数”和“自由”、“主人”这样的字眼放在一起显然是无意识的。）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这里得到了赤裸裸的表白：
我们，这个英勇时代的罗马尼亚作家和艺术家，热爱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它给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鲜的视野，不仅是因为它以惊人的速度带领人民迈向正义、迈向最理想的境界，还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告诉人们，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建设，这些人民千百年前就降生在这里，他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从未停止过斗争。
党当然知道这些，知道得更多，但它很少表露，即使表露，也只是向那些忠实的仆人！文章接着写道：
党知道这一切，还有更多的……这些是选拔和提拔党员的前提。它知道，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预言家和犹大”、“塔兰台拉舞者”、“别有用心的骗子”、“腐败的血液”，在回答那次危险访谈中的问题时，我心里不断重复着这些字眼……长久以来，党已经把“外国人”从它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已经把那些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千百年”的公民清除出去。使用“塔兰台拉舞教师”、“懒惰的预言家”和“犹大”这些字眼说明，对于他们来说，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那些黑名单最上方的人不仅不能得到“最高荣誉”，而且应该被驱逐出境。这样一来，领袖的两个伟大目标就可以实现了：“净化人口”和换取硬通货。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必须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分隔开来，犹太人被卖给了以色列，德国人被卖给了联邦德国。
社论深刻理解了“党员选拔的政策”，也就是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政策，在国家安全局的“文化器官”——《星期》的这篇社论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大胆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毋庸置疑，攻击这样的刊物就是亵渎，访谈中的其他言论与这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抬起头，我的客人非常放松地微笑着。这是不是意味着谈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安全局的官员是不是要换成忏悔的语气？他是不是在计划这出戏的第二幕？哦，当然……他因为这个在他掌控中的社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痛苦。是的，是的，他也有他的烦恼。但是，那些在伟大领袖已经给出伟大答案之后仍然公开攻击我的人呢？他们啊，他们只是一伙挑拨是非的人，那个官员用的就是这个词：挑拨是非的人？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成员、罗马尼亚现在和未来的院士、头上顶着各种荣誉和头衔的人——挑拨是非的人？是的，一伙挑拨是非的人，我的那位能干的客人满脸痛苦地说着。我们总算有相同的观点了！
“我们都知道他们肮脏的交易，他们搜刮钱财。他们是一群恶棍、废物，一群无事生非的人，不要理睬他们。让我来告诉您，他们不代表党的路线。党和这些丑恶勾当之间毫无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为党唱着赞歌，党也在为他们唱赞歌，他们的出版物是经过党审批的！《星期》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它不代表党？如果《星期》不代表党，如果党和它的卑鄙行径毫无关系，那么党为什么不把它的编辑们开除，让那些代表党的“真正”路线的人取而代之？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这个猫鼠大战里的老鼠，连党员都不是，甚至被指控反党，他们认为，我甚至连这个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国家的语言都不懂！
国家安全局官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情况比您想象的复杂得多。您不应该卷到这些事里，您是那种欧洲类型的……”
我瞪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他在讽刺我吗？听上去就好像汤姆猫想学它刚吞下的那只鸟啼叫。我突然想起了一位经常来罗马尼亚的苏联作家，他告诉我，每次他回到莫斯科，他都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罗马尼亚事务的部门汇报党员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得知党员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时，听取汇报的职业政工松了一口气，“很好，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就永远不可能结成同盟。我担心他们也主张欧洲共同体，现在到处都是赞同欧洲共同体的人，我以为罗马尼亚也有这样的人。主张欧洲共同体的人是真正危险的人……”
“是的，您是一个出色的受人尊重的作家，是那种欧洲类型的人，是一个文明人。您不应该为那些蠢人烦恼。那些攻击您的人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真的很多麻烦。我不知道您看不看国外的报纸，这些不负责任的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破坏了罗马尼亚在国际上的声誉。”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做。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付给他们薪水，还要继续多久？我差一点要问出这些问题，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打断这种微妙的忏悔未免有些鲁莽。紧接着又是长长的暧昧的沉默，最后他终于讲到了关键问题。
“您为什么不移民？”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建议我移民吗？”我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正是他们那些人的惯用伎俩。
“当然不是。”他很快地回答。他再一次告诉我，我是多么受人尊重，等等，等等。他站起来，非常高大。
在走廊上，帕特和帕塔熊像刚开始那样互相微笑着。
“您会很快拿到护照的。”那位官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一面扣好夹克衫的扣子，检查一下它们是否都还在。
他是被派来安抚我的吗，好让我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这个我不愿抛弃的国家？“我知道，几个月前，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了。”我疲倦地插了一句，准备结束对话。
“你们协会的主席不能颁发签证，颁发签证的是我们。”他轻蔑而生硬地回答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开门。
国家安全局官员试图“安慰”我的幼稚举动丝毫没让我安心。我现在知道国家安全局对我的那次访谈耿耿于怀，我的档案已经堆得越来越高。但是直到1990年，我才知道官方对我在《家庭》上登出的那次访谈做出了什么反应。我的同犯，那次访谈发表时的《家庭》助理编辑拉杜·艾涅斯库，1990年春天在一本杂志上透露，当时，那次访谈已经被定性为“国家问题”。作为罗马尼亚文化界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勇敢地刊登了那次访谈，并谨慎而不失尊严地承担了后果。
那个国家安全局官员对“挑拨是非者”虚伪的批判连孩子都糊弄不了。没错，正如他所说的，他对他们“肮脏的交易”了如指掌，但是国家安全局文化杀手队的问题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好处或某些豁免权，他们的问题是那些真正的肮脏交易：抄袭、代人捉笔、纵容恶行、滥用职权……政府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绝不是偶然，很多事情到今天还是遮遮掩掩。
就在安全局官员来访前不久，命运之神——这是安全局无法控制的——揭开了一个罪恶的秘密。离布加勒斯特不远，在普洛耶什蒂的一个体育馆里，在摇滚音乐的伴奏下，人们朗诵着献给敬爱领袖的诗歌。这个被称为火焰俱乐部的活动是以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编辑的杂志《火焰》命名的。在一次表演过程中，观众席的一部分突然倒塌了。数千个歇斯底里的少年惊慌地逃离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在这些法西斯狂欢活动中象征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胸罩和短裤；伏特加、红酒、啤酒和香槟酒瓶；更多的短裤、胸罩和避孕套。这让组织者——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大为尴尬，他一直在利用火焰俱乐部积累政治和经济资本。很显然，这个丑闻照亮了他对手的幸运之星，那就是年轻的爱国诗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1990年，在独裁者死后，一封被公之于世的信揭开了国家安全局“文化”特务的真面目。这封信是在普洛耶什蒂事件之后保恩内斯库被解除《火焰》编辑一职那天写给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日期是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和那个扣子掉了的官员拜访我是同一个星期。这封信值得我们好好拜读：
罗马尼亚人敬爱的领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我写下这些话，再一次地打扰您，是因为和从前一样，我觉得我写下的是公道和正义。在几个星期的痛苦之后，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我被解聘了。我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党组织。
我不想反复唠叨发生在普洛耶什蒂的不幸事件来让您生气，但是我会永远感到遗憾，有人利用这个事件迫使一个“齐奥塞斯库主义”的忠诚卫士离开了战场。我甚至不会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我可以承认并感到后悔的那些错误、罪过和他们指责我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能成为让我离开《火焰》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这是您的决定，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相信您的能力和公正。我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停下已经开动的要剥夺我一切东西的机器。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向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谢谢您给了我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机会，我要用这封信为我的生命篇章画上句号，也许就是为我的生命画个句号。我热切地希望您能相信，所有我做过的好事都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相信您，所有我可能做过的坏事都绝没有恶意。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践踏我的生命，践踏我曾经做的工作，践踏我的名字。我已经毁了。我知道有许多敌人都在等待这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有我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对儿女和刚刚经受中风痛苦的可怜的父亲的责任……能够让我在这条漫长空旷的路上走下去的是我对您无限的信任，您是正义的守护神。我将永远热爱您为领导民族命运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忠诚于您。我对您的情感将伴随我的一生。我担任总编的时候热爱您，但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个人物，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我仍然热爱您。如果您任何时候需要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从绝望和痛苦中爬出来，我都将用我最后的力量向您跪拜，只要这能够使您登上自由、尊严和生命的宝座。我将弯下我的身体将您高高举起，我随时准备作战，因为您是一个正义、无畏、伟大的人！
罗马尼亚万岁！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万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万岁！罗马尼亚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一颗勇敢的灵魂，一部壮美的篇章！那些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勇敢的战士和伪装的叛徒的人万岁！
感谢您的一切，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不能做得更好、更有效。
祝您万寿无疆！虽然我已经一文不值，但我还是要说，如果哪个混蛋威胁到您的生命，我随时准备好挡在您的胸前。只有在这些时刻，您才能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死去，也不愿作为懦夫活着。
尽管这封信的作者穷尽赞美和奉承之辞，但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独裁者。1989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发生骚乱的时候，由于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这个诗人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据说随身带了满满一箱珠宝。之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中心。
我费此笔墨引用的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的“厌恶综合征”）。
“杀手队”和“党员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它是一支特殊的警卫队。它的成员无条件地效忠于领袖和他的安全局，而不是共产党。它和权贵阶层也不同，虽然它从心里鄙视权贵阶层，但有时还是会和它合作（和其他恐怖组织一样）。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党内各阶层不能拥有的“自由”，并经常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多场合戴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无法掩饰他们真正的面目，民族主义的恶魔常常不耐烦地从面具下露出狰狞的面目。
“杀手队”惯用的武器是揭发、造谣以及各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有各种打击目标，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是“外国人”、“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或“欧洲类型”是他们最喜欢的打击目标。有时，如果那些穿制服的“导演”觉得合适，对某些官方组织进行攻击也是许可的：例如，作家协会被指责奉行“精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职业作风不当”，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那类被称为“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证明这个后斯大林、后纳粹（也许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独裁统治错综复杂，充满了阴谋诡计。
“杀手队”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官方发动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声称罗马尼亚的文化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反对把民族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独裁政权把这场辩论作为威胁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我的访谈中也提到了这场辩论。）
也许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杀手队”的四个成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缩影，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看到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情况：
●欧金·巴尔布——科学院院士，数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星期》的“社会主义老板”；擅长写作短小有趣的散文（被控抄袭他人）；民族主义分子、传播丑闻的记者。我们称他为“老板”。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一个不能说没有天赋的诗人，因过于多产而自贬身价，笔下不断涌出赞美、绝望、后悔和恐惧之辞；一个冲动具有煽动性的记者；《火焰》的总编（火焰俱乐部的主任）；忠于领袖并因此得到丰厚的俸禄。我们暂且给他一个代号叫“抒情泵”。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爱国诗人、报社的雇佣枪手、“老板”的门生，和“抒情泵”竞争齐奥塞斯库王朝宫廷诗人的位置。因写作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出名（包括他在《星期》上发表的未署名社论《理想》）。我们就用他的名字“科尔内留”来称呼他。
●伊尔·普尔卡路——一个痴迷于民族主义的黑手党式记者；他完美地执行过几次任务，用真实的脸孔做面具干掉了他的敌人。我们给他一个微妙的名字，叫“无名”。
他们可能显得可笑，但他们绝不是等闲之辈。过去几十年里，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统治着罗马尼亚，而他们就是这个政权的轴心。他们在那次访谈之后的造谣中伤运动中也扮演了角色——有人也许会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个小插曲。其实不然，这个小插曲让人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中他们是怎么运作的（这里没有逮捕、折磨或谋杀），揭露了这个政权以及效忠于这个政权的人的本质。妄自菲薄的职业对于维持独裁政权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情况在独裁者死去之后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次小小的访谈其实反映了历史本身。
1981年夏天的那次访谈直到12月才发表。官方的第一反应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发表在“老板”的杂志《星期》上的一篇文章，当然这都是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星期》经常发表一些“特殊的文章”：国家安全局没收的私人日记、政府档案里的政治情报、对外国“敌人”和“帝国主义”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的猛烈攻击。
首先，政府的“专业作家”以《困惑》为题于1982年1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内容精练的文章。
《家庭》发表诺曼·马内阿的访谈，其中一些言论还涉及我们的杂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要提醒《家庭》和诺曼·马内阿，关于诺曼·马内阿事隔这么久之后又提到的那篇文章，《星期》已经两次承认了文中的过激言辞。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访谈。那些在《家庭》上发表的文字，向我们的文化政策无端发难。这些文字还含沙射影地诽谤那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星期》要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们致力于倡导拥护共产党的、体现爱国主义的文学，反对上述提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态度，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以及共产党鼓励艺术创作的政策。
“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和政府因为我提到那篇名为《理想》的文章而深感不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星期》虽然承认文中存在反犹太的“过激言辞”，但他们的陈腐措辞使他们听上去不像在承认错误，倒像是在强调他们的观点。
“杀手队”很快加入到攻击中来，1月，在《火焰》的第22期中，“无名”攻击了我的“自由主义姿态”，他说我低估了“那些与我职业相同，但信仰不同的人”。2月5日，还是这个“无名”暗示说我不懂罗马尼亚语，我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同时，“抒情泵”在1月的第29期上写道：“即使你在小酒店里和这个诺曼·马内阿同桌共饮（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都不熟悉，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访谈中侮辱了我），你仍然可以和莎士比亚一起坐在文学殿堂里。”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考虑到保恩内斯库的远大志向，提到莎士比亚还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提到小酒店。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至少读过我的一本小说，而且对其中发生在小酒店里的一个场景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似乎认出了自己。不管保恩内斯库的这些“话”能不能让人看懂，他除了用声势压倒我，来回避我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外，再无别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保恩内斯库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写我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法到1990年被大量使用，那时，独裁者在他自己的权贵阶层手上丧生，“勇敢者”开始用小写字母来写他的名字。）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星期》《火焰》或《北极星》一会儿叫我“斯大林主义分子”，一会儿叫我“自由主义者”，他们批评我的出身，批评我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保持“同步”，指控我梦想成为“罗马尼亚语言的特别公诉人”，甚至指责我只为“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那些人”写作。这样的围攻对于其他被列在安全局黑名单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也不陌生。
“有没有其他作家试图保护您，或者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那位猫特工带着狡猾的微笑问道，一边拉了拉他那条笔挺裤子的裤缝。
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我确实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在那之前他们关心着我，在那之后他们仍然关心着我。但是公开的支持？没有。我不是唯一受到“杀手队”公开指责的人（但是在对我的攻击中他们特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任何公开表示支持的努力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作家朋友从外省打电话给我，开玩笑地问我，但明显带着忧虑：“他们有没有砸坏你的窗子？”另一个也在外省的朋友让我写下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寄给他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我尤其特别感动地记得，一个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在布加勒斯特作家联合会的一次辩论中赞扬了我的《十月，八点钟》，这本书正是在我因为那次访谈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出版的。（1990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但那些新的权贵阶层害怕他的独立意识，又把他召回了。我给了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十月，八点钟》的法译本，那时距离原著出版差不多已经十年了。）
我确实受到了保护……
在那次访谈的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81年秋天，我的《十月，八点钟》得以出版，在那些有关这本书的书评里，我得到了间接的保护。（发表这些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作者的名字就足以让人紧张了。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后来我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好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对这篇书评大加赞赏，他们嘲笑那些针对我和那次访谈的攻击，他们还评论了我早期的作品，把这些作品放在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于是，讨论的重心从伦理转向了审美，继而转向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很难回避的话题。
《星期》很快做出反应。年轻诗人科尔内留猛烈地抨击《十月，八点钟》，宣称这部作品毫无文学价值，里面“到处是呕吐物”，“情欲横流”，“过于关注丑恶的东西”，他说那些深感厌恶的读者难以忍受其中“低级的插科打诨”，已经发出了抗议。“谁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要给年青一代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我们摒弃了健康的罗马尼亚文化原则，谁还能成为公正的评判者？……”
在同一时间，从那些诽谤者的阵营里意外地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抒情泵”不再产出令人恶心的垃圾，而是开始转换了方向。这有些意外，但并不完全出人意料。“抒情泵”比其他人更有天赋，更聪明，也更懂得操纵。他是要表现真诚还是为了和那位年轻诗人竞争统治家庭的恩宠别有用心？他们之间出现的裂痕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种“保护”我的方式和攻击我的方式一样奇怪，他这篇题为《尊重新来者》的文章似乎暗示，有必要给予我文学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要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使我归化。
但是诗人的突然反叛只是他们内部短暂的策略性不和：
欧金·巴尔布主管的杂志对作家诺曼·马内阿的文学和道德声誉（一个必须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作家）进行污蔑中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写这篇批评文章的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应该为他的很多失言承担责任（其中有些已经对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对欧金·巴尔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科尔内留最严重的“失言”无疑就是他发表了《理想》。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叫作“失言”，而不是“恶行”是有特殊意义的，“抒情泵”为掩饰自己对“老板”和“杀手队”的敬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是别有深意的：
我当然不是要把巴尔布和马内阿相提并论，但是我也不否认诺曼·马内阿应该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作家，如果他现在还不是的话。
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抒情泵”的那些同志们那里没有发挥作用，他们很快在一份报纸上“揭开”了叛徒的面目，而这正是“抒情泵”极力想避免的：“如果不是因为在《家庭》上制造了那个新闻，根本没有人知道诺曼·马内阿，而有人却把欧金·巴尔布与之相提并论。”
但真正进行致命打击的是“抒情泵”的对手科尔内留。在一篇题为《判断力的价值》的文章中，他不仅批评《十月，八点钟》缺乏审美价值，政治立场危险，而且还批评了“抒情泵”的诗歌。这一次，科尔内留似乎对我在艺术性方面的缺陷比较宽容，但他不能不指出“小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缺陷”，小说嘲笑“党在方针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早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某些久经考验的思想”被歪曲嘲讽，而且小说还怀疑“党对宗教的合理政策”，事实上，宗教信仰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自由的，理论上这样，实践中也是这样。
然而，科尔内留没有涉及那个最大的罪名，他也许是要把这个罪名留在我的档案上：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里，有一个职业政工的生日是1月26日，他建议党应该把“好运”（即赢得彩票的机会）秘密地透露给“可敬的工人阶级”。即使是科尔内留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也不敢在他的文章中揭露我对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表现出来的大不敬，他的生日也是1月26日，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穷尽虚伪和奉承之能事，整个国家都要行使这样的义务。
科尔内留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从我的小说中引用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去愚弄那个在世界上徘徊的被称为‘厌倦’的幽灵吧。”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他对《共产党宣言》开首句的阐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那个幽灵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在诺曼·马内阿那里，共产主义变成了‘厌倦’。”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现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在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尽量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不管是在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深深的忧虑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就像那次访谈发表之前和之后我的心中都充满恐惧一样。我知道，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太多的“严肃”会显得很可笑。我希望那种侵袭着我的无用感完全不同于空虚感，我努力用讽刺表达着我的哀伤，用嘲讽表达我的恐惧。
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极权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暴君的面具审视着每个角落。在极权制度这个大马戏团的每面墙上，我们都能看到小丑的画像，他露出胜利者得意的笑容，嘲笑着那个拒绝和他保持一致的傻瓜奥古斯特。
门关上了。我等待着电梯的声音。那个安全局官员肯定是走下去了。我等待着。如果他回来怎么办？如果他的扣子又掉了怎么办？我知道线的质量不怎么样，可能禁不起他那么大踏步地下楼。如果他突然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怎么办？如果他刚才忘了表明真正的目的怎么办？往往在猎物放松下来，以为已经轻松过关的时候，致命的打击就会从天而降。但是，他确实没有回来。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城里四处溜达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把那次愚蠢的会面想得过于复杂了？我无法忘记，有好几个月我每天买报纸，就是想看看到底还潜藏着什么新的危险。是我太夸大那些仇恨和肮脏的言辞了吗？
我不想待在当局用来孤立我的那个种族角落里。那个战争结束后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忘却记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四十年之后，难道我还要再当一次受害者吗？我不能容忍。我怀疑那些用自己的痛苦赚钱的人，我更讨厌那些造成这些痛苦的人。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经写道：“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不论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或是成年以后，有很多次我都触摸到了痛苦的最深处。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英人物”，我不需要为了厘清思想重新再经历那些痛苦。但是安全局来的那个人把新老问题都放到了我面前。也许在集中营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罗马尼亚不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中营吗？），所有人的境遇都非常糟糕，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囚徒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的侮辱，但是……卫兵会把某个人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追得眼神不济的囚徒四处乱跑。他可能会摔倒，会不知所措，而残忍的人群会在一旁大笑。在普遍的大灾难面前，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痛苦（即使是在集体悲剧里，痛苦不是个体的，又能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已经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更加难以忍受？是的，那是在你察觉到还有更多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1982年报纸上对我的造谣中伤、1985年安全局官员的拜访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理里”（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也无法躲藏在他所说的“良心的隐蔽空间”里（在这里，我努力捍卫着自己的身份）。
为了理解在半个世纪里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所以，对于未来的读者来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谎言是更容易辨认的。现在，炸弹里的火药已经潮湿，禁令已经解除，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那些密码。事实上，许多作家不可否认地为此感到悲伤，因为若干年前他们冒险写下的那些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我为之骄傲的那些文字震撼了人们的眼睛，这些人中显然包括审查者，他们被气得目瞪口呆。但是，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那篇访谈里“充满爆发力”的文字。
战后“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是指索尔仁尼琴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吗？为了让“公众人物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要有真正的公众舆论”，说的是伟大的领袖吗？用报纸上的话来说，独裁者是“公众理想”的“代表”——即使是在他开明的独裁统治下（齐奥塞斯库时期被“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称为“开明时代”），这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越来越糟。还有“观点的正面交锋”、“准确而广泛的信息”或“保护隐私和选择权”是在讽刺那个唯一的政党和万能的安全局吗？或是讽刺那些禁止和外国人接触、禁止堕胎的规定，讽刺强行的妇科检查和无所不在的安全局官员吗？
还有那句“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即使是小孩子也能猜出那些颂扬文字是为谁写的。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报纸刊登这样的文字，只能说明一点，和斯大林时期相比，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密码。即使是那些让马戏团中央委员会的文字专家们大为震惊的话也只有行内人才能明白：“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这个年轻的诗人当然就是科尔内留，那个想在独裁者那里取代“抒情泵”的人。我们应该说清楚一点，他得到的赫德奖学金不是赫德先生给的，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文化杂志”——《星期》的“老板同志”提供的。“对其他时代的记忆”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右翼提出的法西斯口号，那篇沙文主义的社论《理想》为法西斯口号重新注入了力量，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官方的鼓励。
不了解密码的读者可能也不明白下面这句话：“……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是在意大利发表的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读者也许应该了解一下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给“杀手队”的帮助，他是一个移居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在战后的那些年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是齐奥塞斯库的同伙，是罗马尼亚“新右翼”的支持者。
我的访谈之所以会激怒那些审查者，是因为他们都深谙这些密码。密码的存在会不会让这些文字丧失力量？也许不会，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官方已经把那次访谈定性为“国家问题”。我还讽刺了那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即那些官方作家。我还提到了“老板”所说的那些“得到警察许可”发表的政治主题的书。重新读着这些文字，我笑了。事实上，我还应该多加一些注解。我也许应该说明清楚，那些新一代的权贵阶层也开始写“文学”了。根据这个国家的拜占庭传统，他们可以写那些别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大不韪”的东西。他们的文字确实是得到了警察的许可，但其他作家只要稍微涉及这个全国性假面舞会的真相就会受到“老板”的怀疑。
各种各样的注解、各种各样的密码，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充斥着书籍的每个角落。“那里一切风平浪静，一切都至关重要——这里风起云涌，但一切都微不足道。”这是菲利普·罗思写的，把东欧和西方进行比较。确实，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比那次访谈要长得多，每一句话背后的故事都可能和整篇文章一样长。
真理在破碎的密码文字中幸存了下来，只因为那些仍然执拗地相信真理的人。有人问一个拉比，“既然您知道迷失的灵魂无法被改变，您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布道？”他回答说：“为了我自己不被改变。”那些密码比整篇文章更重要，后台的活动比前台的表演更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
我在《家庭》上发表的访谈掀起轩然大波，这更加恶化了我和当权者之间原本就远不算和谐的关系。
狼群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任何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都不许见报。那篇文字从《罗马尼亚访谈录》中被抽掉，编者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1984年出版的《在边缘》那里。《在边缘》是一本散文集，开始的时候受到审查者的阻挠（他们说这本书的精神和那次访谈完全一致），但后来在一位勇敢的编辑朋友的坚持下终于得以出版。
那个被派来告诉我政府有的时候会和它的仆人（如“杀手队”）划清界限，政府欣赏“欧洲类型”的官员显然对那次访谈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可能非常了解作家协会最近的风波，一个评委差一点把一个奖颁给了《十月，八点钟》（那个评委后来大胆地再次把奖颁给《在边缘》，但欣赏我“欧洲类型”的官员撤销了这个奖）。那个非常动情地说我“像他的父亲”的官员在问我为什么不移民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我来说，要想再出版新书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1985年在我终于拿到那本等待已久的护照后，我把《黑信封》留给了我的出版人，这本书对独裁制度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加犀利。两个月以后，我从国外回到绝望的罗马尼亚，为争取让这本新书得以出版所经历的困难超出了我最悲观的想象。如果没有我那些编辑朋友的支持，这本书永远也不可能出版，即使是在做了大量删减和改动之后也无法出版。这个国家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我个人的境况也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1986年，我再一次申请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西方国家——这一次和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在漫长的等待后，我们俩都拿到了护照。
这一次，安全局的官员没有来访。我准备好听到警告电话（从“少数民族部”还是“文学部”？）。在离开之前，我重读了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人的反击，他们攻击我是个“外国”罗马尼亚作家，不懂罗马尼亚语。当然，我的反击是间接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3月15日的以色列杂志《文化马赛克》上。我还是利用了我的“少数民族”背景，否则我可能无法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为乔尔乔·巴萨尼的短篇小说集《大墙内》写的书评：
就像贝娄是美国人，莫迪亚诺是法国人一样，巴萨尼当然应该是意大利人（在这里，我们努力克制着不去提及某些当代杰出的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他们不幸地由于语言上的隔离——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无法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国际声誉……）乔尔乔·巴萨尼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作家，这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不论他叫萨巴、舒尔茨、布莱切、卡内蒂、契诃夫还是曼，或是今天或昨天的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种族，但同时他们又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并且永远如此。
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但还是迅速有了反响，还是《星期》，还是那个已经越来越不年轻的诗人科尔内留。他提到这篇文章“刊登在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上”（他没有提杂志的名称），他写道：“那一串显然是随意列出的名字隐藏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深意，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布莱切或舒尔茨和契诃夫以及托马斯·曼这样‘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相提并论。”对一个根本无视萨巴和卡内蒂的人解释谁是布莱切（被法国人视为罗马尼亚的卡夫卡）或谁是布鲁诺·舒尔茨（波兰诗人）显然毫无意义。关于其他“那些让人怀疑诺曼·马内阿‘思想意识’的文字”，科尔内留问道，“那句‘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是什么意思？”他接着写道，“我们倒想知道他到底想说谁，他们怎么被隔离了以致不能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至于语言上的隔离，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诺曼·马内阿，既然他连罗马尼亚语都不懂，他永远也别想通过一门外语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很明显，科尔内留不仅反对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质疑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属于这个国家和这种语言。即使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这样的话仍然刺痛了我的心。在我之前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都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就是他的祖国”。一个诗人补充说，“即使这种语言是德语，而这个作家是犹太人。”这个诗人就是流亡中的保罗·策兰。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一期《星期》里，一篇题为《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科尔内留是怎样展望“创造新的人类”的。为了创造新的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要贡献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要一一被剔除，首先就是那些从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属于罗马尼亚的人（即使他们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经过自然选择。从道义上来说，你不能一方面汲取着这个民族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对它表示蔑视，或者你一方面得到如此仁慈的共产党政权的报酬，另一方面却对它百般责难，再或者，你一方面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另一方面又嘲笑那些无名的民谣作者以及艾米内斯库、约尔加和高加。”他指的是那些伟大的罗马尼亚民谣作品，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经典作品。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嘲笑神圣的“传统价值”，这只是一个为了“自然选择”而强加的罪名，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可能亵渎神圣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而注定要亵渎神圣的人，事实上已经亵渎神圣了。
当初那个少数民族部的官员问我为什么不移民时，他曾虚伪地称赞我是“欧洲类型”。难道早在1985年，安全局就已经读到还在达尼罗·基斯的脑袋里并且不是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文字了吗？我指的是达尼罗·基斯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东欧作家逐渐发现他和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边缘化和压迫感）都要归因于他潜在的“欧洲意识”，因为“认为自己属于中欧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政见”。我是在罗马尼亚境外看到这篇文字的，“像那些想要证明自己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这个作家发现误解源于他自己的沉默，源于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对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全面的欧洲的向往——他正是因为这而受到了谴责。他觉醒的结果是流亡，或者监狱。”我在这样的描写里找到了自己，非常地贴切。觉醒是个缓慢的过程，冲突无法消除，最终是痛苦的离别。
我的过去和现在远比我这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我1986年离开了罗马尼亚，时间上的距离现在也变成了空间上的距离。我并不热爱旅游，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驱逐出了罗马尼亚，五十岁的时候最后一次离开了这个国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我经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大屠杀、极权统治和流亡。
1990年，我在一本德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描写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情况的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他选择离开的时间已经太晚了。马内阿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被人忽视。当他最终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时，他完全可能遭遇更加糟糕的命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娃·贝林，她是著名的罗马尼亚文学专家，对战后罗马尼亚的情况非常熟悉。
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种危险只是一种假设。1988年，我有机会在美国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位教授在考虑是否给我资助时问我，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情况会怎么样？会被监禁吗？会被杀吗？非常残忍的问题，但是他为了判断资助用得是否恰当有权这样问。当我回答说，我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评审委员会大为吃惊。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任何书或文章里没有任何向这个制度叩首称臣的文字，我极少使用“同志”这个词，就算用也都是为了讽刺。我也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产党分子，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用哈维尔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话来说，我与当局的冲突并不是“出自任何有意的目的”，而是出于我“思想、行为、工作”的“内在逻辑”。但我不愿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这个名称的定义已经越来越狭隘。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达尼罗·基斯对欧洲人概念的描述最符合我的情况。
我给评审委员会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也许我会被逮捕，也许会受到审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会在“事故中”被车子撞死，也许我会自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是，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充满仇恨和诡计的社会，我不可能做任何预测。但是，1987年我在柏林遇到一个罗马尼亚来的朋友，他警告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回去。
在过去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矛盾性质推翻了以前斯大林时期的逻辑，虽然他们之间不乏共同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的）。这种两面派的统治任何时候都会出其不意地出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经常产生一些意外的积极效果。抛开一些主要的民族差别不谈，过去十年中在东欧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特征。
我的那次访谈的发表和《十月，八点钟》的出版，以及其他“叛逆的奴隶”所出版的书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当权者的模糊政策，要想出版和评论那些作品几乎不可能。我当然不是要低估当权者在意识到危险后可能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抗，在相对宽松的时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至于导致政权垮台，而会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一个短暂的调节期（1981年，罗马尼亚的形势比假冒“自由主义”的那个时期更加糟糕，但和后来相比，情况显然是好多了），但是，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官方会迅速做出反应，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现出愚蠢可笑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可笑的斗争——一会儿被夸大，一会儿被缩小，一会儿看上去像是在哈哈镜里，一会儿又像在噩梦里，你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迷失感？玛丽·麦卡西说过，“在压迫和恐惧产生的静寂中，连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你怎么知道撞击马戏团棚顶的那声巨响不是针落地的声音？
在1982年或1992年，非罗马尼亚读者可能很难理解我的那次访谈里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也许罗马尼亚读者也一样感到费解。这个体制在缓慢的侵蚀下渐渐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幸运地促成了它的垮台。痛苦可能还要持续很久，因为这个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存在。正如那次访谈中问到的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们的讽刺是不是“嘲弄者的顿悟”？
那个关于访谈的超长故事（就像在这个荒唐世界里有趣而无聊的生活一样）能为我们揭示什么？众人皆知的真理或谎言是否也能发人深省？上帝或者恶魔左右游戏的那些细节是否能揭示一点什么？例如，那篇访谈得以发表的细节。即使那次访谈只不过是“针落地的声音”，但它在官方层次产生的回音却不亚于炮弹的巨响。考虑到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应该首先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访谈会被发表？得到的答案很滑稽，活脱脱的一个“嘲弄者的顿悟”。那时，独裁者尝试进行新的卑鄙举措，通过把审查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来加强审查制度。那篇访谈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某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喜欢去朝鲜旅行：他就是那本杂志的总编。杂志社的总编往往都是由党指派的，他们对出版过程中的一切负责。只有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做决定。在我的这件事里，正是其他人抓住了机会冒了一次险。《星期》谴责说，只是因为负责人“外出到朝鲜或中国半年”，《家庭》“才发表了已经发表的东西”。从朝鲜回来之后，《家庭》的总编发表了这些自我批评的文字：
虽然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我出国期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事情的严重后果。我们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方向正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但不幸的是，正如你们注意到的，它也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无意中打击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并对它造成了伤害。
一直到1990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图。
独裁者是在1989年12月被杀的。从那时起，罗马尼亚一直在经历着混乱而艰难的转折和过渡。旧的体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统治者的儿子们统治着我们的孩子”是一句流行语）；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的安全局仍然在暗处活跃地行动着（改名为罗马尼亚情报局）并且被分散到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除此以外，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某个聪明的评论员所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改变一下“方向”。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都在逆潮流而行，变得越发闭塞压抑，而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它顺流而行，走向民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倒退。
报刊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大约有一千种新杂志面世，不同类型，不同导向，不同质量。有些非常出色，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本优秀杂志相媲美，有些则比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杂志还要糟糕。现在，报刊上有了表现诚实、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比独裁统治时期更多的表现丑陋和谎言的空间。
一些报刊开始讨论右翼和左翼极权统治的恶果，揭露阴谋，展望民主的蓝图。但在另外一些报刊上，安全局和权贵阶层的势力卷土重来，恐外症、反西方主义和假情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他们利用新的“自由”继续玩弄邪恶的把戏。
和1981年那次访谈相关的几个人就是这些潮流中的代表。不论是在独裁统治最为险恶的80年代初，还是在开始向民主迈进的现在，我的“案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的局势。也只有在历史的大背景里，这个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才能够发人深省，我的这些文字才不至于枉费工夫。
我前面已经说过，一直到1990年春天我才从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中了解到，当初为了发表那篇访谈而做过不懈努力的那些人受到了严重冲击。拉杜·艾涅斯库现在说出了当初为了我不能说的话，当时他不仅受到了领导的公开指责，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利用“决策者”出国的时机，我发表了诺曼·马内阿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里，他第一次公开地抗议首都一家周刊支持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家周刊和动力俱乐部，哦，对不起，是三色联盟直接相关。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后来发生在文化部的事情，在那里，也就是今天《民主》杂志专栏作家的办公室里，那次访谈被定性为“国家问题”。
这对于重读那篇访谈以及了解当前的情况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需要解释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国家问题”，我们也不必吃惊会有怎样可笑的后果。向官方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公开抗议被安全局（艾涅斯库讽刺地称为“动力俱乐部”，这是安全局运动俱乐部的原名，1990年更名为“三色联盟”）视为反政府行为。为了毁坏抗议者的名声，他们可以无所不为：这是荒唐世界里最恰当的惩罚方式，因为含沙射影、侮辱谩骂这些手段在一个闹剧般的世界里法力无边。但那些显然和现在还有关系。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前任书记在1981年那篇访谈发表的时候几乎歇斯底里，而到了1990年，他却成了《民主》杂志的专栏作家。在独裁统治垮台之后（但它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垮台），两个当年最擅长妄自菲薄的能人：“无名”和这个前任书记依据“自由的”新闻法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当然，他们取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叫《民主》。这不是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唯一奇怪的变化。本文中一直提到的《星期》更名为《伟大的罗马尼亚》，仍然由“老板”和科尔内留负责。这个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同名的基金会，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反罗马尼亚活动调查委员会。过去他们有党提供资金，现在他们也不缺少资金。和很多过去得到独裁者恩宠的人一样，“老板”一点不穷。总是寻求娱乐的大众使得他印刷的那些毁人名誉的文字不缺少读者。编辑们声称他们不需要国外的资金援助，他们讲的完全可能是实话。不管怎么样，承认现在的资金来源和过去一样从策略上来说是不明智的，这个来源就是在意大利的极端右翼罗马尼亚人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1990年11月30日他被米兰的一个法庭判决为“法西斯分子、铁卫团成员、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帮凶”）。德勒根先生，一个前法西斯分子，《星期》的支持者，现在却成了现任总统扬·伊利埃斯库的座上宾，他在罗马尼亚的触角不仅伸向《伟大的罗马尼亚》，而且还伸向了罗马尼亚新闻媒体的其他各个渠道。
《伟大的罗马尼亚》不再属于布加勒斯特的党组织，它称自己是一份“完全独立的周刊”。旗帜上的标语不再是“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而是同样具有号召力的“我们将重现我们的过去，而且更多”，这个新的口号比旧口号更符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纲要，安全局势力的卷土重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恶意中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独裁统治的怀念以及发动反西方的运动，这些都是这本杂志关心的主要话题。从《星期》到《伟大的罗马尼亚》的转化过程中根本没有碰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1989年11月，在齐奥塞斯库被杀后不久，《星期》就开始宣扬，说导致罗马尼亚政变的提密索拉示威行动是一群无事生非者在外国势力（特别是匈牙利）的煽动下组织的。独裁者死后不久，《伟大的罗马尼亚》也开始使用这样的论调。
这本杂志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它声称，西方一次次背叛了罗马尼亚（“一个被所有人觊觎的国家，处于国际阴谋的中心”），它在雅尔塔被出卖了，1989年它的“伟大爱国者”在雅尔塔被两个超级大国在一个秘密协定中出卖了。那个“伟大爱国者”指的不是别人，当然是指……独裁者。他们这样描述齐奥塞斯库（在1990年！）：“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正是他，作为罗马尼亚人民当之无愧的代表，以他的忠诚、勤劳和智慧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赞扬罗马尼亚人民“不怕牺牲，准备好为他们的领袖建造一座比法国卢浮宫大四倍的宫殿”。这指的是罗马尼亚的“乌布王”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想要建造的那个宫殿，作为这个因他而处于恐怖和饥饿中的国家“感激”他的标志。在《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编辑们看来，齐奥塞斯库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西方让我们挨了十年的饿。”他们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高论，同样独一无二：“齐奥塞斯库有一个很大的功劳，他让我们国家不受外债的困扰”，还有“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不管是重建的城市，还是地铁，或是全民教育”。安全局官员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当前政权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者和右翼运动分子”（“恐怖的联盟”），他们都是“一些总是在密谋计划颠覆的人，如果你仔细审查他们的背景，你会吃惊地发现他们都有法西斯背景，或者他们有亲属在耶路撒冷。是他们在扼杀这个国家”。匈牙利人在他们口中是“在历史上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民族”。不知疲倦的科尔内留写了长篇系列文章《当心这些匈牙利人》，在这些文章里，他写道，齐奥塞斯库的倒台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共同策划由匈牙利人出面实施的（安全局是唯一奋力与这一阴谋进行斗争的组织），为了吞并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准备向罗马尼亚开战。
但是，毕竟罗马尼亚不再是独裁者及其家族的私有财产，因《伟大的罗马尼亚》而重获新生的“杀手队”只能对人民进行有限的压迫。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伟大的罗马尼亚》不止一次地受到民主杂志和那些再也不惧怕审查制度的人们的批评。
现在，人们可以凭借公众的力量来揭露“杀手队”的丑恶行径了。例如，1990年秋天，作家联合会决定把“老板”从联合会中清除出去，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能够为任何希望了解齐奥塞斯库时代以及当前转折期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指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金·巴尔布把他曾经担任总编的《星期》改造成为齐奥塞斯库的安全局服务的机构，污蔑诽谤罗马尼亚杰出作家和文化人士的作品和人格。欧金·巴尔布犯有抄袭罪，1979年，作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会议已经将此事实公之于众，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阻止公开这个抄袭者的档案。目前，欧金·巴尔布是《伟大的罗马尼亚》的总编，这本杂志本质上是一本法西斯的杂志，通过这本杂志，他肆无忌惮地坚持《星期》的一贯风格和思想，他的这种做法败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政治气候。
在这个新时代的初始阶段，“抒情泵”又让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一次是为欧金·巴尔布辩护。在他的赞助人死后，这个官方游吟诗人的生活就一直动荡不定。1989年他奇迹般地逃跑之后，为了有一天能够重现江湖，他开始进行思考和计划。终于有一天，他一派清白地重新出现了，下定决心要夺回过去的一切，甚至更多。因为有足够的资金，他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哈！民主的好处！）并出版了大量自己的诗作，他要证明在独裁统治下，他的右手在写一种东西，而他的左手在写另一种东西。他参与编辑一些广为发行的杂志，同时还有他自己的一本杂志《还有爱》。现在，这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为“老板”的蒙羞大声疾呼：就是这个“老板”，和他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有时会拥抱他，有时会唾弃他，有时会同时做这两件事。
人们仍然很难把现在和过去区分开来，虽然人们努力要分清它们。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可能很快协调起来。看到那些和访谈相关的人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既富讽刺意味又发人深省——这不是一个悲壮或非凡的事件，因此更富讽刺意味，更发人深省。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牵涉的人和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而不值得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当这个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那个由于特殊使命和职业的缘故无法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官员：他现在在哪儿？现在用的是什么名字？他在三色联盟俱乐部工作吗，还是转到了别的什么新部门，民主部或自由市场部？或者他还在“少数民族部”这样一个永远重要的部门工作？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因为安全局的踪迹在这个国家仍然无处不在。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待1990年秋天发表的那两篇短文，这两篇文章都非常微妙地和1985年我们会面时他提到的访谈相关。
1990年9月7日，《伟大的罗马尼亚》公开庆祝“《理想》发表十周年”。1980年那篇社论发表的时候没有署名，现在他们公开了作者的名字——科尔内留，一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通过这样的做法，由于“民主”而得到自由的作者终于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被作为坚守信念的勇士。这篇纪念文章解释说，“《理想》当时在主要的政治论坛以及国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反犹太情绪也被这些罗马尼亚的敌人煽动起来，这些人想方设法在根本不存在法西斯分子的情况下捏造出一些法西斯分子。”
这种歪曲事实和蓄意操纵的做法至今仍然存在。这些迫害者说自己是受到“重要政治论坛”、“海外人士”或“罗马尼亚的敌人”迫害的受害者，难道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很幽默吗？我也许应该重读一下《理想》的片段：
……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这段话不可抵挡的魔力足以证明我有必要费此笔墨来引用，我希望那位“猫长官”也会这样认为。如果我们1985年讨论这段话，我很难想象他会说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在庆祝了《理想》发表十周年后宣布以后每年9月将庆祝它的发表，我也不知道他对这个重要的通告有何感想。通告还解释了为什么把《理想》的发表时间和庆祝它发表的时间都安排在这个可爱的秋天，因为“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9月1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纪念一个名叫科尔内留的人”的日子。这个科尔内留不是《理想》的作者，虽然他已经成为当今的典范，而是他显赫的前辈：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的头目——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他出生在1899年9月13日。
“猫长官”对这种不是巧合的巧合不会感兴趣，他也不会因为1990年12月30日阿德里安·艾奈斯库上校发表的那篇文章感到不安（《杨·伊利埃斯库的私人安全局》），从那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伟大的罗马尼亚》是为罗马尼亚情报部门设立的机构”。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只是以前安全局的新名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能像艾奈斯库所说的那样，可以“像情报部门的其他任何雇员一样随意进入情报大楼”。
1991年，在那篇访谈发表十周年之际，在我现在居住的美国树林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的话：“你去看马戏团表演，如果你付的钱比别人更多，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巴德学院
1991年1月
诺曼·马内阿：“作家——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良知”[1]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诺曼·马内阿，请允许我先引用一句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公共舆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想请问您，作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公众人物？这中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诺曼·马内阿：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的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种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其实就界定了艺术家不同寻常的特征。“如果一个艺术家是深刻的，他就一定会表白自己，表明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看法。”说这话的是埃内斯托·萨巴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虽然作家除了通过作品表现自己之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仅仅在战后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一样认为罗马尼亚作家“富有才华”却“摇摆不定”而且“华而不实”。最后一届作家会议也证明，通过关注祖国的进步和文化，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作家身上同时存在。
事实上，狄更斯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南。如果一个公众人物想要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应该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真正的公众舆论不可能来自对个性的否定，而是来自对个性的尊重。为了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准确而广泛的信息，鼓励观点正面交锋，保护隐私和选择权，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确实存在的话。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虽然我意识到，神话这个概念的性质非常不确定（有人说它至少有五百种定义），我仍然希望问您，政治生活能否被看作一种神话？请告诉我您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的理由。鲁奇安·布拉卡[2]曾经告诉我，正如有些人写作纯粹的诗歌，列宁实践的是纯粹的政治……
诺曼·马内阿：从艺术角度来说，有些人在将政治生活神秘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绩。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非神秘化，我希望一切能够回到真实的、世俗的、人性的层面，能够热情地同时能更加清晰冷静地审视这个领域的生活。我不赞成忽视诗歌和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它们融合在一起。但是至于纯粹……我在水质监测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对某些人来说，它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所有人来说它都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水如果污染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死亡的催化剂，而不是带来生命。另一方面，人工消毒的水也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日常需要：那种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让人恶心，营养元素也全部消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头脑清醒、理智的政治家们，更愿意选择有生命力的、“有人性的”饮用水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政治因素是怎样介入您的作家身份的？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促进？
诺曼·马内阿：文学当然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但这是狭隘的、片面的，所以并非一直正确的。如果某部文学作品有明确的政治主题，但只要它是文学，它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罗马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某些政治主题的书被迅速“制度化”，某些作家试图逃避严格的文学标准……这些作品只能僵死在文学殿堂之外某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它们可以避开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但也因此渐渐远离了生动的文学世界。某些作家依附于一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使自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政治主题的作家，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怀疑会加深，这些作家会遭受更多的挫败感。在名为《圆形剧场》的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中，一位作者针对一些畅销的政治小说指出：“最近出版的书籍暴露出一种不完全的勇气，他们得到了警察的许可。”这样的表述可真有意思，不仅仅因为别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而是因为写这话的人自己就是靠写作时事主题的小说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些无法确认这种话是否可信的读者，开始对文学作品的出版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我认为，政治文学不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它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政治文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努力达到一定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真正爱国主义的真实证词。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这个词的庸俗化，使它不受到轻浮的、煽动性的操纵。当然，好的文学可以涉及任何题材。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可以间接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政治生活可以丰富创作资源，当政治生活给人民带来恐惧和约束，偏离了国家的建设时，作家应该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的人。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代的作家可以怎样参与到公共论坛中来？他怎样可以既发表自己对当代公众生活的意见，又可以继续做一个不把现实和创作混为一谈的作家？
诺曼·马内阿：不管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和素材多么错综复杂，也不管有多少例外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作家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实现其艺术使命，严肃对待自己，严肃对待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和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为了抓住人和宇宙难以言喻的本质，文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法则，不受到任何外界权威的影响。艺术观念应该和一定的伦理观念取得一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遵循如此高尚的精神准则并非易事……贫穷、孤独和缺乏别人的理解，这些是作家必须承受的命运。但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他们无法走近公共论坛，没有人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美好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感兴趣。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竖起一道厚厚的围墙，坚不可摧，密不透风。那些“不识时务”的悲剧英雄试图打破这道没有灵魂的围墙，他们挥动的工具弹起来伤到了自己，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幻想。在今天这个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于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您相信一个脱去面具的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艺术家吗？还是认为脱去面具别无目的，只是为艺术致命的双重性提供一种氛围？
诺曼·马内阿：我只能再说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充满痛苦，有的人充满贪欲，除非艺术家的性格里确实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管他创作的“人物”脸上有多么不同的面具），否则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觉得没有其他从事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要把艺术这一崇高的“游戏”和社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计谋”混淆起来……在这个紧张的世纪末，成就和堕落都已经达到了顶峰，金钱和谎言这两个人类发明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已经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人类似乎毫不犹豫地行进在深渊的边缘，迈向最终的冲突。“艺术致命的双重性”也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责难艺术的最后一个弱点。艺术的“游戏”里从来都只有幻想、美好、真理、智慧、圣洁、微笑、呐喊和希望，艺术是人类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灵魂里散发出来的喜悦。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傻瓜喜欢漂亮的文字。”您认为一个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家仍然会遭遇漂亮文字和真实性这一旧“冲突”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据现代诗学的定义，作家往往被看作“语言操作工”而不是不顾文体去追求纯粹“真实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
诺曼·马内阿：我永远也不希望成为“语言操作工”。虽说设好陷阱悄悄等待，等待收集真实的“证据”是“猎人”的本分（例如所谓的纪实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叫它文献，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此），我仍然不认为艺术可以存在于创作之外。我们应该说的是创作这一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操作工”还是“猎人”？写作意味着文字，文字的艺术。在艺术里，真理不可能存在于文字之外。卡米尔·彼特雷斯库[4]不喜欢“漂亮的文字”，但他的“风格”却让很多人艳羡……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不应该追求漂亮的文字（或者也可能是丑陋的文字）或是文体上的成功，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关注真实性和语言，他应该厌恶空洞虚伪的文字。我从不怀疑，伟大的文学来源于语言和真实性的交融，同时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数未知的东西。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来记录一个逝去的时代吗？如果您仍然这样做，能否给我举几个例子？
诺曼·马内阿：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我从一本文化期刊中摘录了一些章节，时间从1945年持续到1965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书中年轻人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轻人，有点忧郁，非常聪明，渴望文化、艺术和一切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东西。他所生活的环境也许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可能扭曲了他的性格。有些摘录的章节非常幽默，我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也是生动而复杂的。
至于傻瓜奥古斯特的成熟期，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但也能看出和前一时期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了和我们的傻瓜奥古斯特保持一致，我们还是把视线局限在文化报刊。例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每周把报刊上剪下来的讽刺幽默放在《学生生活》的文化栏目里。我手头没有这样的剪报，但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对于一个不仅仅阅读，而且还生活在某种现实中的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这些幽默中存在的严肃意义，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在布加勒斯特一本因为发表反文化言论而声名狼藉的文化期刊上，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后来在意大利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为自己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传播（通过诽谤）罗马尼亚文学的方法。在同一本周刊上，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
一本为年轻读者服务的文学杂志（这样的宗旨在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之后就被改变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一下子就存在了七年）发表了一篇充满抨击谩骂之词的文章，文章对普雷达的死因[5]颇有微词，嘲笑他所谓的体弱多病和日渐削弱的能力，甚至嘲笑他需要护士帮助他锻炼体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就说他们是多么残酷或可笑。几个月前，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个记者——其实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用难以恭维的语言把那些与他的文化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是他大学里的同事）称作“没有祖国的动物”。这让我们想到了米哈伊·拉里[6]说过的一件事，两个学物理的女学生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其中一个无话可说了，对着另一个大叫：“你是个结核病人！”
这种挑衅的反文化言论虽然令人担忧，但一些文学杂志上没有任何讨论，一些人仿佛被包在保护层中，那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个著名诗人用所谓的政治诗体要求取消雕塑家们的一个暑期疗养，一个作家攻击“精英阶层”和“人才至上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于那些被围在保护墙内的书和作家，我们能相信什么？对于那些“新”托尔斯泰、“新”莎士比亚、“新”马雅可夫斯基或“新”亚历山德鲁·托马[7]，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我们与那些玩弄卑鄙阴谋、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的人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这样的分歧应该得到明确的讨论，至少是在文学杂志上。
歌德曾说过：“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为了进行正常的思想活动，为了正常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了这些条件，任何创作冲动、任何对价值的接受和尊重都是难以想象的。
后记
在独裁者被处死之后，他的仆人们又拿起了武器。他们不知疲倦地来势汹汹地重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大了恐外症和反西方的宣传力度。齐奥塞斯库倒台后，那些一直关注罗马尼亚政坛的人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支持者巴尔布、保恩内斯库和帝舵都成功地被选进了新的罗马尼亚议会，那位科尔内留同志甚至还当上了新“民主”议会的副主席，“抒情泵”（保恩内斯库）还将在最近与欧洲共同体的会谈中代表罗马尼亚。确实，正如一个伟大的诗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悲伤的国家”。
[1]这次访谈发生在1981年7月，以下的这篇文字稿作为《家庭》杂志“与世纪对话”系列的一部分于1981年12月发表在《家庭》上。
[2]鲁奇安·布拉卡（1895—1961），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科学院院士。
[3]这本书就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
[4]卡米尔·彼特雷斯库（1894—1957），罗马尼亚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
[5]M.普雷达（1922—1980），有人称其为罗马尼亚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这里指的是普雷达的酗酒成性。
[6]米哈伊·拉里（1896—1964），罗马尼亚散文家、社会学家，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大学当过教授，科学院院士。
[7]亚历山德鲁·托马（1875—1954），罗马尼亚二流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革命”诗歌的写作。
译名对照表
艾奈斯库 Nae Ionescu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 Adrian Paunescu
阿德里安·艾奈斯库 Adrian Ionescu
阿尔弗雷德·雅里 Alfred Jarry
阿列克山德里 Alecsandri
阿明 Idi Amin
埃内斯托·萨巴托 Ernesto Sábato
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Sakharov
安东内斯库 Antonescu
安东尼奥尼 Antonioni
奥克塔维恩·高加 Octavian Goga
奥奈拉·沃他 Ornella Volta
巴巴尼格拉 Barbǎrneagrǎ
巴谢维斯·辛格 Bashevis Singer
保尔·克洛岱尔 Paul Claudel
保罗·策兰 Paul Celan
贝娄 Bellow
毕加索 Picasso
伯格曼 Bergman
博尔赫斯 Borges
布莱切 Blecher
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达尼罗·基斯 Danilo Kis
丹·米哈伊列斯库 Dan C.Mihailescu
丹·佩特里斯库 Dan Petrescu
德斯克列斯库 Dascalescu
丹尼斯·唐纳休 Denis Donoghue
帝舵·阿吉兹 Tudor Arghez
杜瓦利埃 Duvalier
恩斯特·容格尔 Ernst Junger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费德里克·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
费勒里克·莫顿 Frederic Morton
菲利普·罗思 Philip Roth
费希特 Fichte
佛朗哥 Franco
高古·拉杜莱斯库 Gogu Radulescu
格奥尔基·佛莱斯库 Gheorghe Folescu
哈什迭乌 B.P.Hasdeu
汉斯·哈同 Hans Hartung
荷尔德林 Holderlin
黑格尔 Hegel
杰西·赫尔姆斯 Jesse Helms
卡拉迦利 Caragiale
卡里古拉 Caligula
卡米尔·彼特雷斯库 Camil Petrescu
凯瑟琳·维达里 Katherine Verdery
卡内蒂 Canetti
康德 Kant
康纳德 Konrad
康斯坦丁·诺怡卡 Constantin Noica
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 Corneliu Zelea-Codreanu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Corneliu Vadim Tudor
拉杜·艾涅斯库 Radu Enescu
拉里·麦克莫特里 Larry McMurtry
卢梭 Rousseau
鲁西安·瑞库 Lucian Raicu
鲁奇安·布拉卡 Lucian Blaga
路吉·巴兹尼 Luizi Barzini
马克思 Marx
马雅可夫斯基 Mayakovsky
玛丽·麦卡西 Mary McCarthy
霍梅尼 Khomeini
蒙塔莱 Montale
米哈伊·艾米内斯库 Mihai Eminescu
米哈伊·拉里 Mihai Ralea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 Mihail Sebastian
米哈伊尔·索陀威奴 Mihail Sadoveanu
米奇尼克 Michnic
莫迪亚诺 Patrick Modiano
莫里斯·巴莱斯 Maurice Barres
墨索里尼 Mussolini
默塞·马尼塔 Mircea Malita
默塞·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奈莉·萨克斯 Nelly Sachs
尼采 Nietzsche
尼库莱·约尔加 Nicolae Iorga
诺曼·马内阿 Norman Manea
欧金·巴尔布 Eugen Barbu
皮埃洛·迪·科西莫 Piero di Cosimo
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普雷达 Marin Preda
契诃夫 Chekhov
乔尔乔·巴萨尼 Giorgio Bassani
乔伊斯 James Joyce
乔治·艾奈斯库 Georges Enesco
乔治·卡林内斯库 George Calinescu
让-赛尔维埃 Jean Servier
让-吕克·南希萨巴 Jean·Luc Nancy
萨尔 Saba
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萨拉查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舒尔茨 Schultz
提摩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托尔斯泰 Tolstoy
托马斯·马萨瑞克 Tomá?Masaryk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瓦茨拉夫·哈维尔 Václav Havel
瓦格纳 Wagner
瓦西里·马林 Vasile Marin
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维吉尔·内莫阿努 Virgil Nemoianu
温迪·多尼格 Wendy Doniger
乌布王 Ubu Roi
西蒙娜·韦伊 Simone Weil
希特勒 Hitler
雅克·梅康顿 Jacques Mercanton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亚历山德鲁·托马 Alexandru Toma
扬·卡拉迦列 Ion Luca Caragiale
扬·伊利埃斯库 Ion Iliescu
伊尔·普尔卡路 Ille Purcaru
伊翁·莫塔 Ion Mota
尤金·尤奈斯库 Eugène Ionesco
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 Iosif Constantin Dragan
泽西 Furio J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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